2022-03-22 19:38
1989年,重量级千年文物,黄河大铁牛在山西永济的蒲津渡遗址被打捞上岸。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文物中重量最重,工艺水平最高,历史最悠久的铁鋳文物。
关于它的前世今生,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寻找大铁牛
山西省永济市的蒲津渡遗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渡口。
作为黄河最闻名的十大渡口之一,蒲津渡是秦晋两地贸易往来,以及军队集结的必经之地,在经历和治国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地的老百姓普遍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晚清时期,山西盐商的生意遍布全国,盐商的盐船就是从蒲津渡发出去的,然而怪事也随之而来。
每当大批的盐船在这里进进出出,总有一些盐船破洞漏水的事情发生,甚至还有船只沉没。
按常理说,黄河底下都是淤泥,很少会有礁石,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船只被撞呢?
盐商几次派人下水查看,均无功而返。
一时间,黄河沿岸蒲津渡一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直到过了一百多年,这一谜底才被揭开。
而破解这一谜题的人,正是樊旺林,永济博物馆馆长。
说来也巧,那天他在渡口,无意间听到这个神秘的盐船奇案。
当时就心里一惊,他想到了传说中的一样东西——黄河大铁牛。
原来在史料《唐书志》里有一段记载:
“于蒲津关两河岸开东西门,各造铁牛四,及前后铁柱三十六,铁山亦四,夹岸维舟,河梁用成。”
意思是说在唐朝时候,这里曾修建过一座用铁牛拉着的铁索浮桥。
另外,在清代修订的《蒲州府志》中也说,大铁牛在郡城西郭外的黄河岸上,是唐开元12年铸造的,后来毁于战火。
史书上关于铁牛的记载只有这么多,至于铁牛最后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
樊旺林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铁牛很有可能沉到了黄河里,而盐商的那些盐船,正是被铁牛角给顶破的。
可是面对川流不息的黄河水,哪里才是铁牛的下沉之地呢?
正当樊旺林为此愁眉不展,每天在黄河岸滩寻找线索时,村子里一个老人的说法,让他惊喜不已。
老人告诉樊旺林
“铁牛在黄河沿岸的地方”
,而实际考察的结果是,铁牛就在距离黄河沿岸一公里的地方。
原来,黄河在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处由北向南而下。
这一地区为河谷地区,地势平坦,上游大量的泥沙在此淤积,致使河床整体抬升。
汛期到来时,迅猛的河水流经此处受阻,极易形成大规模的洪水。
而铁牛所在的区域位置,由于受洪水冲击和泥沙的掩埋,导致整体被移动了一公里,并被淤泥掩埋。
寻找大铁牛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但要在方圆一公里的黄河河床上寻找到大铁牛,也并非易事。
樊旺林在村里找来十几个人,三个人一组,每人一个探杆,每平方米挖五个探洞。
耗时一年,在一千多平方米的河滩上打了五千多个探洞,终于发现了传说中的黄河铁牛。
樊旺林回忆起当时的细节时说:
“因为它这位置是死的,四个牛是前后的,但是黄河水位很低,每铲一下水就出来了,最后在周围打了五个井,由旁边现打的井抽水,水抽得差不多了再挖牛。”
与史料记载的基本一致,一共出土了四尊大铁牛、四尊铁人、七根铁柱、两座假山和铁夯墩。
2、起底黄河铁牛的身世之谜
说起黄河大铁牛,必须提到蒲津渡铁索浮桥,作为固定浮桥的桥桩,可以说没有蒲津渡铁索浮桥,就没有今天看到的黄河大铁牛。
据专家测算:
这个修建于唐开元年间的铁索浮桥,用铁量在1100吨以上,相当于唐王朝年产铁量的五分之四。
如此浩大的工程,参与人数也数以万计。
可令考古专家费解的是,唐玄宗开元九年下令改建这座铁索浮桥时,当时的大唐王朝并不稳定,内有韦后乱政、神龙政变,外有突厥压境。
此时百废待兴,国家军队急需用铁来铸造大量的兵器以抵御外敌。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唐王朝为什么要举全国之力,去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超级铁质浮桥呢?
专家查阅史料发现,唐朝经历内乱后,长安城人口回流,但因自然灾害,长期缺粮,而蒲津渡浮桥就承担着东粮西运的重要使命。
除此之外,它还肩负着大唐边疆长久安稳的重担。
原来,自大唐帝国建立以来,北方的边境问题一直是统治者的心头之患。
北部的突厥,西部的吐蕃趁唐王朝内乱之时频频出兵侵犯边关。
作为都城的长安,没有任何可以御敌的天然屏障,突厥一旦进犯,长安城便岌岌可危。
当务之急,是修建一座运输能力很强的渡口。
而既能满足经贸往来的需求,又能在外敌侵犯之时集结屯兵,有着优越自然条件和悠久的造船历史的蒲津渡,成为了唐玄宗改扩建浮桥的首选。
原山西省永济市旅游局局长仝毅介绍说:
“唐开元年间,蒲州是唐朝的中都,它既是军事重镇,又是交通要冲,当时在这里的驻军是唐代的天下第二,那么,在蒲州城西门外,改建扩建了蒲津渡浮桥,这样就把关中和河东地区连接起来了,可以调兵遣将,这样既能保卫了京师,又抵御了北方的入侵,同时对西域既可以防御,也可以进攻。”
一般的浮桥是无法承受住大唐数量庞大的铁骑进行踩踏的。
唐玄宗综合考量,听取了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后,决定将蒲津渡原来的竹索浮桥,改建为铁索浮桥。
而承受浮桥重力的桥桩,便成为重中之重。
为了镇服黄河,蒲津渡铁索浮桥的总设计师张说,将浮桥两侧的地锚,设计成了牛的形象。
因为在中国古代,牛一直被奉为镇水神兽。
至此,唐开元年间的这项超级工程,徐徐拉开了序幕。
3、黄河大铁牛究竟牛在哪里
作为中国铁器铸造史上的一次超级宏伟工程,黄河大铁牛的出土迅速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
出土的四尊大铁牛,最轻的一尊重达55吨,最重的竟然达到了78吨。
难怪在挖掘这些铁牛时,四台重型吊车都无法挪动一尊铁牛。
另外,据史料记载,自蒲津渡铁索浮桥建成之日算起,直到元朝初年毁于战火,它安全地使用了近500年的时间。
而按照当今国际通行的建筑标准,桥梁的使用寿命应不少于75至100年。
唐玄宗时期改建的蒲津渡铁索浮桥,建立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之上,其使用年限竟然是现行国际标准的5倍以上。
据史料记载:
唐朝历史上关中黄河流域水患频发,安史之乱前,大大小小的水灾就有170余次。
尽管如此,蒲津渡铁索浮桥仍然安全地使用了500年。
而浮桥最终并非毁于水灾,而是毁于战乱。
这足以说明,蒲津渡铁索浮桥的坚固性史无前例。
中国著名的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三次实地考察后,称赞蒲津渡铁索浮桥为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
作为地锚系统的一部分,每尊铁牛的外部都有放牧者,即铁人。
这四尊铁人形态各异,服饰也各有不同。
西北角的铁人鼻头硕大,鼻梁拱起。
头戴圆形坠顶小帽,身着长袍,属维吾尔族装扮;
东北角的铁人身形粗壮、彪悍结实,方脸粗眉,身着骑士服装,属蒙古族装扮;
西南角的铁人面目深囧,身穿藏袍,左臂纳袖,右臂袒露,是藏族装扮;
东南角的铁人面孔端庄,神态文静,头戴相公帽,身着短袖翻领唐装,俨然汉族装扮。
而四尊铁人站立的方位,也正好处于这四大民族的居住和生活方位。
有意思的是,汉族铁人竟是一位女性。
而且她的衣服领子是西装领,后面的衣服还是燕尾服。
设计者居然将西方的燕尾服和西装领融入到唐代铁人的形象中,足见大唐的开放包容,与万国和平相处的心态。
再看铁牛,铁牛以晋地的黄牛为模型,每一尊铁牛长约3米,宽约1.1米,高约1.5米。
它们头戴漂亮的头饰,双目圆睁直视前方,前腿蹬、后腿蹲,有一种雄浑厚重的气势。
负责考古发掘工作的考古专家刘永生说:
“这是一项国家工程,无论铸造技术还是雕塑艺术,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如此巨大的铁牛,又是用什么方法一次性浇铸而成的呢?
这对当时大唐的冶炼技术,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专家通过考古发现,黄河铁牛的整个铸造过程,是将泥范铸造、铁范铸造和模范铸造三合为一。
能工巧匠们先用黄腊雕塑铁牛的造型,然后用黄河岸边的泥涂抹于腊模外侧,用文火烘烤。
泥模烘干以后,内部的腊液遇热熔化,由泥模下方的孔洞排出,形成空心泥范。
接着堵住排出口,从泥范上方的孔浇进滚烫的铁溶液。
为保证汇流的铁液,不会遇冷凝固。
工匠师傅们一方面要保证不间断的炼铁浇铸;另一方面要在土槽下用强火烧,使之保持持续不断的高温。
在1989年的挖掘中,研究人员从铁牛身上自然脱落的铁屑中,发现铁牛并非纯铁。
专家介绍说,在铁溶液中加入了大量的锡,这种合金极大地提高了铁溶液的可塑性和延展性。
在出土的铁牛身上发亮平滑的地方就是锡。
等铁水注满泥范冷却之后,就可以打掉外层的泥范,铁牛就铸造成功了。
然而,铁牛最撼动人心的地方,在铁牛的脚下。
为了保证地锚系统的稳固,每尊铁牛的下方,都有六根铁柱与铁牛呈45度角反向相连,牢牢地扎入地下。
与此同时,铁锚柱周围还掺杂了很多石头块。
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每当浮桥受力时,铁牛自身的重力与浮桥的拉力,形成一个更大的合力。
拉力越大,铁柱陷入地面越深,桥桩越牢固。
锚柱下陷,石头块上升,紧紧包裹住锚柱,使其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活动,不至于被黄河的瞬发力冲走。
沉寂了千年的黄河大铁牛,融汇了建筑学、道路工程学、冶金学、力学以及美学,为世界桥梁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4、保护大铁牛
关于铁牛的一道道谜题被破解,然而考古专家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对这些铁质文物进行保护?
原来,刚出土的铁牛,就因保护不当而出现锈蚀。
在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针对如此重大的铁器文物,进行运输与保护的参考方案。
最终考古专家们经过协商,选定了山西省文物局给出的方案,将这些文物原地提升12.2米,尽可能在地面上恢复其原来的样子,直接露天展示不做保护。
永济市文联主席杨孟冬说:
“铁牛和一般的文物不同,一般的文物像字画、瓷器,触摸后很容易损坏,铁牛让人的手触摸以后,因为人的手上有油脂,反而起到一种更好的保护作用,使铁牛更加光亮,恢复往日的风采。”
2001年,“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工程完工。
如今,蒲津渡遗址安装了监控,30多名员工一天24小时轮流看护着这些文物。
遇到雨雪天,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擦去铁牛身上的水;
人物身上掉下来的一些铁渣,也会被工作人员收集起来。
一千多年前出土的黄河大铁牛,曾经是大唐王朝的超级基建。
而在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黄河之上取而代之的则是更为先进的交通运输方式。
15层高的桥墩之上,是长达9969米的高铁大桥,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动车组,最快只要一个小时,就能从永济到达古都西安。
千年时光,岁月轮转,从铁索浮桥到高铁大桥,改变的是人们的过河方式,不变的则是中国人克服困难的信心、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