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干部四同

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这是七十年代党中央对基层干部学大寨以来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同劳动还进行了量化，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每年劳动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劳动三百天。县委干部蹲点到公社，公社干部驻队到大队，大队干部蹲点到生产队。将战争年代指挥员指挥战斗的位置前移一线的经验引用到农业生产上。所以改革开放时，不少社队干部调侃说自己是做了三十年的和尚，睡了三十年的竹床。那时候县社干部，下乡都带行李補盖睡社员家，有时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除掉开会，检查生产，大队干部都在各自蹲点的生产队参加劳动。钱伯林虽然在大队抓副业生产，但在四队蹲点，才有发生拖拉机事故的事情。党支书孔荣贵蹲点在六队，六队社员尖子户多，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每天中午政治学习都吵闹不休。刚好他要搜集材料，解剖麻雀，以一手资料来指导全大队的工作。

生产队长是最难缠的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个针眼。生产队以上各级，每项工作都有专人条线负责，而到生产队，吃喝拉撒都是生产队长一个人。一次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县长周尚达曾说：“生产队长是小总统”。队长不但要管队里的事，社员家里要预支现金，口粮青黄不接时要借预借粮，都要队长统筹安排。那时要队长们学习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做革命的老黄牛。在那个年代，生产队长是高负荷的工作，不但要动脑安排每天的农活，而且还要以身作则，在劳动中起到示范作用。阳山村有三位队长在岗位上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四队长孔荣梅生胃癌，享年41岁。五队长陈小犬生胃癌，享年51岁。六队长孔腊明生肝癌，享年38岁。虽然生病与他们体质有关，但疾劳成疾是主要原因。陈小犬在胃癌晚期，还坚持外出帮助大队从宜兴往回调运毛竹苗，是真正的拼命三郎，群众都称他“哈小犬”。

七十年代，农业生产不断有新技术推广，每到三夏、四秋公社、大队都要召开各种生产现场会，向干部群众介绍展示新技术。中途还要进行生产大检查，看一看各生产队的执行力度。抓两头带中间，表扬先进，鞭策落后。那时只有大队会计朱粉林在大队办公室一人值班，处理日常事务。书记，大队长，农技员全都在田间、在各生产队现场指导，听取群众意见。晚饭后，支书孔荣贵才有时间到大队部处理事务，陪群众聊天，交流意见。

1972年为了解决拖拉机在田间行走的问题，由大队专管水利的工程员颜书成，在全大队田间进行了机耕道放样，由各生产队分段包干，生产队划段到户进行突击，记得我家分在黄水塘南，孔网照猪屋的东山墙下。全大队机耕道总长度约4000余米，宽3至4米。五十年来这些机耕道还在发挥效益，部分路段还作为村道进行拓宽和水泥硬化。

为了防止雨季洪水冲毁农田，大队还组织各生产队在冲田两边沿山开挖了泄洪沟，顺便解决了冷浸田，稻苗不发棵的难题。全大队开始扩种双季稻，达到三百余亩。由于增加了双季稻和三麦的播种面积，减少了冬季红花草和笤子等绿肥的播种面积，为了解决农田缺肥，县、社组织引进了水花生，水胡芦，水浮莲，绿萍的放养，为解决三水一绿的放养技术，和越冬、越夏的保种，各生产队都增设了三水一绿管理员，简称绿萍技术员。目前水花生在我地成为一大草害，节节生根，锄头锄不掉，除草剂打不死，冬天还冻不死。

1972年全大队人平口粮达到了500斤，比高级社时480斤增加了20斤，区区20斤的粮食标准，阳山人整整用了16年的时间。口粮分配时，百分之八十为基本口粮，百分之二十按工分分配。以鼓励社员多出工，也为家中小孩少，劳力多，口粮不够的一种调剂方法。就是这样社员们也只能一天吃干饭，一天吃粥，勉强糊口。

1972年3月，为了消灭血吸虫病，金坛血防站在薛埠东进大队进行灭螺大会战，并组织人畜粪检培训，我和三队的衡福祥两人去参加了培训，培训后，我所在的粪检小组参加了金城镇一万余名城市居民的粪检工作。通过粪检来查出血吸虫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