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之三，与疾病抗争

三、与疾病抗争

从日本回来，我有一种归巢的感觉，就像一只鹰在外面飞得久了，累了，倦了，终于收获满满地回到了舒适的巢穴，今后只想蛰伏在巢穴之中，与妻女家人一起享受宁静幸福的生活。

我借厂里的卡车到上海港口把船运的日本原产彩电、冰箱、录像机、组合音响和电子琴等运回家，因为电子琴较大，还在海关补交了税款。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外婆、母亲和我们夫妻及女儿，大家和睦相处，喜悦的见证着女儿瞒珊学步、呀呀学语的成长历程，这一切我都尽量用相机和录音机认真地记录下来，享受着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

然而，也许连上帝都嫉妒我们这种可怕的幸福，便首先把疾病降临到了我的爱妻身上。

1988年初，妻子出现低热无力的感觉，多次去医院门诊后病情没有好转的迹象，最后根据医生的意见住院检查治疗。当时被安排住进了常州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内科病房，主任医师是我单位工会主席的哥哥。

我们毫无医药方面的概念和知识，在妻子住院一个星期后，我发现她的脸有些浮肿，就找到医生问：我妻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吃的什么药？医生实话相告：怀疑是免疫功能障碍疾病，通俗讲就是白血病，现在吃的是激素药，在边治疗边确诊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些，我立即办理了出院手续，因为我不相信妻子会得这种病，更不能容忍把我妻子当小白鼠，激素药绝对不能再吃了。

春节后，妻子的身体依然时好时不好，因为没有确诊，情况不容乐观。我就跟母亲商量，能不能让我女儿晚上离开她妈妈单独睡。这样，外婆和母亲暂时就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一张大床上，北屋小房间给女儿单独睡。

从那时开始，母亲的脸上就表现出了对我们夫妻的“色难”，经常呵斥外婆，叫她不要弯腰在地上给小孩捡拾玩具等东西，还高声宣扬“一代管一代”的理论（虽然她自己一直没有离开过她母亲的帮助）。我背地里也劝外婆，年纪大了，不要去管我女儿，免得母亲担心你的身体而高声抱怨，弄得大家都不自在。

春天到了，外婆叫她戚墅堰的侄子开车来带她回遥观乡下赶节场，可是没几天她就在乡下医院住院了。一周后转到了常州一院，医生说老人家各脏腑器官均告衰竭，应该准备后事了。外婆的两女一子都在医院轮番守候（外婆一直不知道我北京的大舅已去世多年），我到医院走廊上外婆的病床前去见外婆最后一面时，外婆面色平静而慈祥，还关切地问我：月萍的身体好些了吗？我当时的眼眶立即就湿润了，小脚老太太大字不识一个，一辈子为儿为女操劳，现在明知自己大限已到，还在关心着我妻子的身体，这怎能不让我为之动容啊！

外婆没有遭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在常州一院住院一周后寿终正寝。

89岁高龄人的丧事，在乡下村里是当喜事办的。我想起了小时候外婆带我们时的点点滴滴，不仅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还教会了我们许多生活技能，如包粽子、补袜子等等，现在她去了，家里还留下了一捆她纳的棉布鞋底，那密实的一针一线，凝聚了一个中国农耕文明时期做母亲的所有传统美德，虽然她不像现在的母亲那样“知书达理”。

妻子开始出现咳嗽的症状，最后确诊为肺结核，住进了第三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市防疫站的人到家里来消毒杀菌，家人也做了结核菌检查，好在其他大人和22个月的女儿都没有被传染。

有问题就意味着你在生活。我把女儿送进了天皇堂弄的红旗托儿所，早晨我送，下午麻烦我母亲去接一下，路不远，步行就可以了。

妻子住院，我下班后会带些鱼呀什么的回家，先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女儿晚饭喂好，然后送菜到医院去，虽然不能进到病房里面，但就是隔着铁栏，和妻子能多呆一分钟时间都是好的。女儿长大后问过我，她小时候我有没有打过她？我说打过啊，就因为你不好好吃饭，耽误我去医院看你妈妈的时间，当然只是很轻很轻的打过你的小嘴巴子。

女儿还小，还在用尿布的。有一天托儿所阿姨突然打电话到我单位，要我提前把孩子接回家。我到托儿所一看，女儿含泪坐在高脚痰盂上，原来她拉肚子拉在身上了。我心疼极了，把女儿连同排泄物一起抱起，回家后赶快给她换洗。

我的母亲开始讨厌我们了，有时我回到家，母亲把女儿弄脏的尿布就仍在抽水马桶里，等着我回来洗刷。我虽然有些生气，但知道母亲从来没有带过孩子，我现在已经给她添麻烦了，这些家务事难不倒我，也累不到我，一个好父亲应该学会做母亲的。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蹚不过的水，不管是庄子的秋水、王勃的秋水、还是王维的秋水，窄处通宽，逢水搭桥而已。

女儿的头发也是我扎的，虽然马尾辫很简单，但开始也扎不好，不是松了，就是太靠后矮了，女儿总是提醒我：高点、紧点。托儿所的阿姨开始时也会当着我的面给女儿重新扎头发，我是最怕她们打电话给我的。

女儿发烧时，托儿所的电话又来了，我赶去一看，女儿孤零零的躺在那个小桌子上，心里比自己小时候住在幼儿园病号房里还要凄凉。也许是我对女儿照顾不周，也许是她从小就该受到的磨难，女儿经常生病要去医院挂水，她很小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站着让护士扎针，把头扭向一边不哭也不哼。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是金加工车间主任，有车间调度安排日常工作，我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随时可以请假离开。“林妹妹”的病在西医的治疗下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妻子终于出院了，在家养病我就可以轻松很多，女儿能够天天见到妈妈也更开心。

妻子的身体在康复过程中，这时岳父又突发急性胰腺炎，住进了一院动手术。

岳父开刀后我和两个阿舅轮流在夜里去医院陪护，时不时捏几下抽腹腔积水的橡皮气囊，用棉签给病人干裂的嘴唇蘸凉开水。好在每三天才轮到一晚，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影响不大。岳父是在退休后的2008年，因为一次感冒住进中医院，没几天却不治身亡。当时我不在常州，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

因为岳父早就有外遇，岳母长期精神压抑，还经常到市政府去找市长告状，以致身体不好，到1994年时发展成了胃癌晚期，最后住在一院，静候临终的那一刻到来。

岳母住院期间，我依然每三天一次去医院值守，岳母看我困了，会叫我在椅子上眯一会儿；她也会因为情绪不好，对我发些牢骚。病人、老人心里有无法消去的伤痛，疗伤的方法各有不同，身边的人也难以理解，我们能做的只有尊重和陪伴。

临终关怀的陪伴，或许改变不了疾病本身，改变不了疾病恶化的进程，但是，那种温暖、那种支持、那种的爱心与耐心，却可以将一个病人的绝望变为希望，焦灼变为宁静，痛苦变为哲思。

岳母的去世，直接导致了我妻子人生态度的转变，新的无常在我未来人生道路的节点上等着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