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知青插队来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青们喊着响亮的口号，走出校门到农村去插队。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经济发展迟滞，大量的初、高中毕业生，在城里没有就业渠道，城市街道、居委会就动员广大知青上山下乡。1969年1月，镇江市将三个知青小组插队到我大队一、三、五三个生产队。（这年春季，在公社驻村工作队的协调下，阳山村6个生产队合并为3个生产队，主要是为了加强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建设。生产队户数太少，选不到好的领头人。大门堂队与井沿队合并为4队，木桥队与小巷队合并为5队，木塘队与东头队合并为6队）巨塘二队接受常州一户居民落户，户主叫陈明，有两个妹妹，兄妹三人。四队落户的是一个地主分子，名叫刘策先，安排住在封敖坤家屋后。六队接收了两家城市居民，一户是金坛下放干部喜福洪一家，另一户是常州居民倪金荣一家。

三队插队知青均为女性，其中一位女知青蔡建慧，性格开朗活泼，积极向上，在我大队入了党，并提拔为公社党委委员，担任公社妇联主任，成了全西阳下放知青的学习榜样。下放我大队的男知青，除戴盘新被社员们喜欢，能在巨塘娶妻生子扎根农村外，（妻子是门楼下村的孔息凤）其余的男知青，都像现在的啃老族，不愿上工，二天打渔，三天晒网。只想在生产队拿一份口粮计划，换成粮票，去城里消遥。

下放我六队的常州居民倪金荣家，来的时候在69年秋季，正是全公社干群突击开挖西阳河时，大家在队长的安排下，顺道将他家的家具，桌椅，行李从西阳运回村里，那时又沒拖拉机，只是人工挑和抬，在运回来的行李堆里，竞发现了一块了一个大石块，他们家阿婆说，这是盐咸菜用的压缸石。真印了那句古话，石头往山里挑。他们家讲得常州话，队里谁也听不懂，但他们家小女儿倪建华唱了一首歌，《敬爱的毛主席》，大家竞然听懂了，因为大家唱歌都是用的普通话。在长期的劳动磨炼中，他家大女儿康美嫁给了孔照网，二女儿建萍嫁给了孔洪方。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党支委、副业大队长钱伯林很不理解。他讲：“林彪天天讲，我国的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怎么把这么多城市青年就业的包袱推给我们农村生产队。马上我们自己的子女也到成家立业的时候了，村里就这么一点资源，我们怎么办？”其实文化大革命已把国民经济，推动到就要崩溃的边缘。那时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40亿元，要解决一个青年就业，从征地，建厂，购买机械设备，职工宿舍，流动资金，需要投入2．5万元，一年解决一百万知青在城镇就业，就需要投入250亿元。整个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有一千万知青到农村插队，国家的确负担不起。

牢骚归牢骚，工作还要干，为了多出来几十张嘴要吃饭的问题，大队号召各生产队旱改水，将所有能改成水田的旱地，都进行了整治。县和公社也都鼓励旱改水，规定对旱改水面积，三年不交农业税。全大队经过两个冬季的努力，增加了水田面积130亩。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个体、民营企业全面放开，单纯依靠国家，将永远解决不了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目前全国的个体和民营企业上交国家的税收巳总税收的百分之五十，个体和民营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所以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城镇化，也谈不上农民进城。

向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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