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网站（（五），抉择

（五）抉择

1997年，还只是中国互联网的试水期。

当时在北京最有影响力的网站叫“瀛海威”，是一个张姓女士创办的，她为这个网站融资达到了不可思议的一个亿人民币；中国的第一家网吧是“网络咖啡屋”，《北京青年报》上不断有信息对这个网站进行跟踪报道，那时花钱到网络上去只能浏览文字内容，下载一张图片要好几分钟，网上看电影或打游戏还是一种科幻想象；“中国黄页”是马云创办的，营销人员漫天飞，在把电话号码薄搬上网络后到各处收入网费......当时的网站都不盈利，反而还要大把大把地砸钱进去。

从技术条件看，当时只能用固定电话拨号上网，普通老百姓家里是用不起的。我们把国内最好的企业作为客户对象无疑是最容易实现盈利的，但我们的网站看似成功，其基础是杜刚的网络公司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资金，我们只是幸运而已，并非可以持续。

再者，目前我们的收益主要是借助于新闻发布会的效应而取得的，不是正常稳定的市场回报。当其他人都以为大功告成可以躺着赚钱时，我深感这仅仅是开始，后面的道路非常崎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走下去。

政府部门的官员为了政绩是不会冒风险去做开拓创新的事情的，但在感觉市场风险化解后便会利用其权力强势介入。在国家技术监督局大楼内，有两个部门早就分别从日本和德国进口过批量的电脑等设备，现在看到我们新闻发布会的气势后也纷纷行动起来要办网站。这更加深了我的忧患意识，因为我知道李传卿局长提出的那个知识产权问题，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香港回归了，国内最后一家质量认证机构证书发给了香港招商局。香港是国际风云际会之地，风险投资早已被做生意的人所接受。有一天，李所长给我介绍了一位香港客人，说这位香港人想了解我们网站的情况。我开始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就按一般客户那样给他讲故事，同时打开网络进行演示。在听完我的介绍后，对方只问了一个问题，说他如果拿100万出来，能够得到网站的多少股份？他没有要我马上回答，给我留了张名片就告辞了。

和香港人交谈后引发了我的深度思考，感觉到我们目前网站的合作方式有诸多的问题：每月把钱分光的短期行为，一定无法支持项目长远运作；杜刚的网络公司需要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一旦后续资金难以为继，网站成了空中楼阁；主办单位政府公职人员私下拿好处，见不得光的事情迟早要出问题。通过我的研究，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不是独立法人。

我有了新的构想：注册一个公司来运营网站，当时在北京注册一个公司只要5万元注册资金。名义上的主办方不变，承办方变更为新注册的公司，原有的利益分配比例也不变，只是转化为优先股的股权形式。这样按公司法的规范运作，就可以吸收类似香港人的那种风险投资，通过稀释股权的办法进行融资，满足网站运营的需要；同时，还可以考虑直接与国家技术监督局认证委员会合作，把网站做大做实；最后，我也可以名正言顺成为初创股东，不用再与钱郎谈分享收益的麻烦事情。

我首先和钱郎探讨另行注册公司这件事，但没有想到他没有让我把话讲完，就立即表示反对，并且直言不讳说出了他的顾忌：如果注册公司，这个总经理只会是我，肯定轮不到他了。真是可悲啊！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的失败，而是别人的成功，嫉妒能够让人疯狂。

我对钱郎说，强者不会把人放倒，而是把人举起来，只有水涨才能船高。注册公司一事只是在和你探讨，我压根没有想要当什么总经理。你既然是这种态度，那你对我当初的承诺，我们就用书面协议确定下来吧。我又一个没想到，这时的钱郎尽然恼羞成怒，翻脸不认账了。我又退一步说，你是老板，打算如何回报我的付出呢？他不愿意和我谈不下去，转身逃之夭夭，还搬到采编部那些营销人员租住的地下人防工程里去住了。

通过在北京半年多时间的工作，我知道网络公司的杜刚和情报所的李所长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伙伴，就和他俩探讨另行注册公司来操作这个网站的设想，并告诉他们香港人有入股意向的事情。杜刚支持我的设想，李所长没有直接反对，说这要和中标协的殷老太一起商量。

我没有气馁加紧工作，与20多加认证机构联络，准备学习“采编部”的方法，给那些认证机构15%的提成，让他们在对企业进行审核和复审时组织企业入网。对于企业而言，相对于认证审核费用，入网费是微不足道的。

我让我的助手杨鹏先去跑在京的认证机构，熟悉一下业务；我与网络公司的杜刚继续探讨注册公司一事。杜刚告诉我：殷老太婆准备让她在新加坡打工的儿子回国，到我们网络办公室上班；同时杜刚说他的老板要他和财务主管一起去海南汇报工作，等他回来后再具体商议下一步的行动。从杜刚那里得到的信息中，我隐约感到网络公司的股东那边有什么坏消息在等着我们了。

我们的营收还有陆陆续续的进账，但都是小额的，和新闻发布会前不可同日而语了。采编部的那些营销员为了缓和我和钱郎的矛盾，就请我到他们的地下室去喝酒，他们后悔没有充分利用好新闻发布会这个催化剂，希望我再组织些类似的活动。这当然不是不可能，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现在是各有自己的盘算，已经没有了当初合作时的默契。

从我的内心来说，已经放心不下家里了，因为我每次打电话给家里，女儿都要我赶快回家，哭诉说妈妈现在连炒青菜都经常忘了放盐，等等，让我很是心酸。

我在徘徊和焦急等待中终于等来了杜刚的坏消息。他一回北京，便单独请我吃酸菜鱼，那是一家贵州人开的特色店。他告诉我，他的老板因为海南房地产市场崩盘，不仅无法继续对网络公司进行投资，而且要卖掉北京的网络公司，回收资金。这个情况杜刚要我保密，并且请我一定要帮助他这个法定代表人金蝉脱壳，处理好网络公司的善后事宜。

我拿了本书到颐和园的长廊里坐下，前前后后仔细思考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准备孤注一掷。我和同样背水一战的杜刚在决定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前去拜访殷老太，但是老太婆不肯见我们。

我告诉杜刚，我等不及了，我来提议开会，如果注册公司一事被否决，我会转为做营销，坐镇办公室的事情让给殷老太的“海归”儿子。我还叮嘱杜刚在会上见机行事，不要太早发表意见。因为我预感到成功的可能不大，因为钱郎没有远见，其他的政府官员只想稳住已经获取的既得利益，不会继续推进我们项目的长远发展。人们往往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并不管事实如何。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是出于无奈。不出所料，这次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继续讲的故事了，希望维持现状。

会后，李所长单独请我喝酒，我知道他是想安抚我，并且观察我的反应。他给我讲了些心底话：他是老三届知青，后来读的北大，现在被组织上内定为“6.4”分子，在副司的级别上再也上不去了。他向我解释说他们政府机关的人不能做公司的股东等等。我知道他找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其实用谁的名字注册股东，有的是变通法子，他是要我别意气用事打破牌，把事情搞砸了。我对李所长说，你放心，这个网站也是我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会让它在我的手里夭折；而且，这段时光，和你在一起工作，我很快乐，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两三杯酒后我也把心底的忧虑对他坦诚，目前的合作方式不调整，是走不远的。如果按我的计划，用新注册的公司，可以直接和认证委员会进行战略合作的探讨，如果成功，那我们就能编织一张覆盖国内优质企业的巨大网络，而互联网实际上就是创造一种孤立的个体与巨大平台之间的关系......

我告诉李所长，对钱郎我已经不再信任，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利益，今后我做的营销额25%的业务提成由我直接到你那里办理提款手续，希望你协调好关系，满足我的正当要求，否则就没得混了。我的话虽然有某种威胁的意思，但我内心并不会真的去做什么损害大家利益的事情，只是想让他去给钱郎递个话。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我心已决，人生中，该开始的，要义无反顾地开始；该结束的，就干净利落地结束。北京工作上的事情已经不会向前发展，维持的工作并非无我不可，而女儿和妻子对我的需要，才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唯一。

理解得越多，也许就越痛苦，但同时有着与痛苦相对称的清澈，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我的骨骸里是屈原那宁折不弯的孤傲和洁身自好不与污浊同流的清高，现在我要从苏东坡那里学习积极入世和坦然出世的圆润转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