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破产之三，当生产科长

三、当生产科长

我去日本研修前，国家选用干部的标准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7年党中央总书记非正常程序换人后，政府用人的标准改变为“老、中、青”三结合。我们厂原来小学文化程度的厂长“通过努力”获取了高级经济师资格，而具备高级职称的干部可以延长5年退休；总支书记是原镇江某部队转业分配来的，年龄和厂长相仿，厂长不退休，书记也不肯退休，坚持要一起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厂里领导班子的调整就被延期了。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原有的三个副厂长调离的调离，退休的退休，厂级领导除了厂长书记外，仅还有一个小个子的工会主席，他是当地三井乡人，是入伍提干当了排长后转业进厂的。

1990年至1992年是中国迷茫的三年，打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议题。我所在企业的领导班子调整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当年去参加中日经贸洽谈会的厂长助理已经患病去世，和我一起复员进厂的丁小成，经过党校学习后被提拔为厂长助理（厂长助理还没有进入官僚体制），但没有实际工作，几乎整天坐冷板凳。塑机厂的这种局面是书记和厂长斗争和精心安排的结果，目的无非是想方设法阻碍年轻人上位，延长他们自己的任期。

从历史上看，不流血的变革要比流血的变革艰难得多，新旧权力交替的问题，不管大小，都不是简单轻松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人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

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国家政策的松绑外，解决企业领导权的问题一直在尝试。记得改革之初先是学习东欧民主管理的办法，由工厂领导及主要部门负责人和工人代表、技术人员组成企业管理委员会，通过职工大会来民主选举厂长。我在读大学期间，也曾回到一条马路之隔的工厂参加过这样的大会，会上有的工人上台参加竞选时承诺，如选他当厂长就给每个人发一辆自行车等等，闹了不少笑话，在那个年代，民主还是国人无法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后来企业管理模式从党组织一元化领导改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即书记管党团工会等政治工作，厂长管生产经营业务。厂长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了自主权，但在用人的问题上与书记的摩擦时有发生，这是当时国企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书记对失落的业务“实权”耿耿于怀，只能抓住人事权不放。

随着改革的深入，厂长负责制已是势在必行，很多企业开始厂长书记一人兼。对于我们厂领导班子的调整，集团公司领导可谓煞费苦心，还专门在厂里开了许多小会，征求各方面意见。

我作为带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海归”，现在集团公司认为我还有“骄傲自大”的问题。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不会放下身段、踮起脚尖那一套，既不向上“跑官”，也不结党营私拉山头，加上父亲向各级组织“大义灭亲”式的状告批判，我早已被上级组织部门排除在了后备干部名单之外。

下一届厂级领导班子如何组成，各种力量在幕后开始了角逐。

还是那个企图阻止我赴日进修的公司党委书记，还是那个当年告诉我党委通过了提拔我当副厂长秘密的公司组织科长，他（她）俩到我们工厂分别进行座谈摸底，还单独找我征求意见，要我对新厂长和其他两名副厂长的人选谈谈看法。我直言不讳地说：对上级党委的安排没有看法，只是组织上意向中的厂级新成员似乎没有一个有业务部门工作的经验；如果再次召开职工大会公开竞选的话，我愿意去争取当厂长，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毫无经验的毛头小伙了。我还简单把过去给厂长报告过的企业发展思路作了汇报，并狂妄地提出了由我组阁承包的想法。当然，这根本不可能会改变公司党委的既定方针，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种文革思维还在，况且企业还没有陷入困境，还没有到像张瑞敏和曹德旺那样需要用承包的办法去改变企业濒临倒闭的那种状况。

“民意调研”结束后，工会主席被任命为厂长兼书记，厂长助理和另外一名车间主任被任命为副厂长。我被新的厂部领导们提拔为生产科科长，有了外协单位供货的发票签字权。上任之初，我首先对所有外协零件价格普降5%，因为我心里有底，过去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

新建立的领导班子成员，没有一个人在技术、生产、质检或销售部门工作过，厂里的一切工作靠我们中层干部按惯性运行，没有任何新的发展思路。但是，全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在深入，市场竞争在加剧，没有“生于忧患”的意识，必将处于“死于安乐”的境地。

1992年，国有企业开始给职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并逐步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这预示着生产力三要素中的“劳动者”开始商品化，劳动力将开始进入市场，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由“主人”转变为雇员已为时不远，“下岗潮”已经暗流涌动。

1993年国家税收“营改增”，国务院颁布了第1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国务院令，使我国的税收开始进入国际通行的规范化行列。增值税是法国经济学家于1954年发明的，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这种价外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

从理论上讲，营改增的最大特点是减少重复征税，可以促使社会形成更好的良性循环，有利于企业降低税负。“营改增”后，企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可以在当年一次性作抵扣，这对于我们效益好的企业而言，这是个极大的利好，非常有利于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然而，国家“劳动资料”商品化的改革，企业固定资产可以自主处置的“商机”立刻被新厂长注意到了。

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农民工和“打工”的现象，在本地城市已经招不到机床操作工的情况下，我们厂开始到金坛县农村去招收合同工当学徒，这样车间里有些机台就暂时无人操作。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在转车间时突然发现，几台616和6136车床不见了，跑到设备科一问说是卖了；什么价格卖的？五千；谁买的？设备科几个人和财务科长都买的。更让人气愤的是一台8米长外圆磨床，我们加工零件还要用，居然也卖了。

我非常不解地跑去质问厂长，新厂长看着我吃惊的样子，轻松给我解惑答疑：这台机器现在只加工一种零件，利用率不高，你就把那个零件发给买这台设备的那家校办企业做就好了。我心里的疑团还没有完全解开，到财务科一查卖价，真是怒发冲冠，这么大的机床，卖价连其中三个电机的价值都不到！财务科长倒是不生气，笑着说我不懂财务，反问我说设备按资产负债表中的净值或残值出售有错吗！我心里当然清楚，一台设备可以有很多定价方式，除了账面上经过折旧的净值或残值，最准确的计价方式应该是重置价，这个市场决定的价格才是最接近其真实价值的。为此我在工厂办公会议上严厉谴责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行经，尽管无力回天，但必须呐喊几句。后来，厂里没有再发生这种贱卖设备的事情。

新厂长除了变卖国有资产外，对外协单位这块肥肉自然也不会放过。过去我负责外协时，没有新增加一个外协单位，我知道原来的外协单位都是有来头的，不是公司党委书记介绍的，就是和厂长有渊源的，包括书记转业前所在镇江的部队，也弄了个军办企业给我厂供货。新厂长们一上位，迫不及待引入新的外协单位，那个捡便宜买磨床的校办企业就是新开户的，听说武进法院的副院长是其靠山。

校办企业老板出手不凡，给厂级领导们的家里一一安装了空调（随后其他外协单位也给我家里装了空调，并且按了固定电话，那时住宅电话要支付几千元初装费的）。没多久这个老板在供应科得到了供货业务，不仅如此，他还将一种用量较大的铝质压铸件零件直接送入我们生产科的半成品库，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后迫使我在发票上签字入账；更为过份的是，他们的业务员送来一张数万元模具费用的发票，也要我签字报销。我按规矩告诉他们，供货发票我可以签字，但模具费用是在产品零件中分摊的，已经体现在了产品零件的价格中，模具是你们的资产，我厂不能报销。这张发票他们始终不拿回去，副厂长还多少次到我这里催办，但我坚持原则，顶着不办。几个月后，校办企业的业务员在我办公桌抽屉里丢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元现金，相当于我大半年的工资。我妥协了，签了那张不该签的发票，在把发票交给那个业务员时，装着现金的信封一并退还。从此，对这家企业的事情，我都格外注意防范，我知道这就是“糖衣炮弹”，别人怎么样我管不了，但我要努力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国有企业出现颓势除了不思进取、还有蛀虫外，客观上也有许多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当生产科长后，从退休的原生产科长手里接收了一本“秘笈”，那是轻工业部机械局核定的各机械加工工时的价格标准。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国家统一制定的各种价格标准，里面包含了很多社会福利因素，除了职工住房、医疗等外，还有退休人员工资，职工子女的医疗、教育费用等等，所以产品成本明显比那些乡镇企业、个体户和有减免税费的校办企业、福利企业要高出一大截。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发外加工的零件，就有了很大的价格压缩空间，因为外协单位不需要承担国有企业的那些职工福利。

在那种多个体制竞争的格局下，我们厂最好的发展策略应该是普通零件加工外包，价格市场化招标，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竞争优势。我本可以为工厂降低成本做很多事，但是内心已经找不到动力，更何况这种事情只对企业有利，似乎对厂内其他干部和协作单位的人都没有好处。我是个凡人，能够保证自己洁身自好已属不易，就不要去做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