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破产之二，当生产总调度员

二、当生产总调度员

到了全厂生产总调度的工作岗位，必须首先熟悉全厂的生产情况。

我们全厂职工近500人，生产科仅6人，其中有一个统计员是女性，区人大代表，这是根据上级组织部门分配到我们单位、并且指定要女性职工的名额后，经厂长推荐，走了选举程序确定的；我这个总调度负责各车间月度生产计划及一些临时生产计划的制定下达。

由于我厂的产品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且产品供不应求，所以每次生产调度会上，生产科总被销售部门责难，不是整机无法按时装配完成，就是产品系列不能成套交付给客户，还有易损配件也不能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等等；生产车间也对生产科有很大意见：装配车间总装时半成品库经常缺件，影响整机按计划装配；金加工车间对经常下达的急件任务非常抱怨，认为是计划有问题或外协件任务没有及时完成才追加给车间任务的等等。

对此，我通过观察发现，每年金额超过千万元的外协件加工没有任何书面计划，全凭两个科长口头通知；半成品库有些外协零件几个月都用不完，占用仓库货架不说，等到装配车间来领用时仓库管理人员还须对零件除锈等处理；有些零件本来已经按时入库，但突然被销售部门作为配件销售。找到了症结，我设计了外协件生产计划表，提出外协零件加工必须有书面计划，并实现可追溯。为了增加外协件生产计划管理的权威性，我还在方案中最后增加了厂长签批的手续。

我的小改革建议正中厂长下怀，因为蛮横霸道的生产科长多年来已经是尾大不掉，采用我的方案正好可以对生产科内部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随即，原生产科长被调任设备科长兼机修车间主任，不懂生产的企管办主任调任生产科长，生产科副科长和总调度的工作内容也进行了调换，我这个调度员开始接管外协件的生产管理，厂长签字是个形式，他只对新开户的单位和各外协单位的业务总量给我原则性指示。

分管外协的“肥缺”落在我的手里，也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如何保证生产任务的按时完成，并协调好各车间部门的工作，才是对我真正的考验，对此我早已成竹在胸。

首先，我抓住半成品库这个环节，把总装车间的生产计划也备份给仓库，让他们适当限制销售部门突然的大量零配件销售行为，除非销售部门事先有计划报给生产科，因为零配件销售不是太紧急的事情；让半成品库的报表由月报改为半月报，从中我随时掌握了产品易损配件的销售规律和动态，用“ABC管理法”在生产计划下达时就把零件销售的因素考虑进去；在产品零件入库时，数量上责成半成品库控制，防止质量检验部门“放水”而造成外协件超计划入库，赌住管理漏洞。

其次，与金加工车间沟通，尽可能满足车间的要求。因为很多零件有的是“肉”，有的相对就是“骨头”，既让车间工人能“吃饱”，又能“吃好”，保障一线工人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这样一旦确有急件需要车间突击加工时，他们也会愉快地协助解决。

最后，对十多家外协件单位生产的零件品种进行合理调整，用日本学到的办法，考核按时交货的质量指标，并以此作为下个月业务订单的依据。

简单几项措施，生产科的形象面貌一新，与其他部门和各车间的关系也变得和谐了。工作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但乡镇企业、校办企业和个体户等外协单位上门送礼的麻烦却来了。

记得小时候，我外婆有一次把别人送到家里来的一条一尺来长的鲥鱼清蒸了。午饭时我父亲严厉追问这条鱼的来历，外婆说是一个叫郑雨村的人，把鱼仍下就跑了，不得已，趁着鱼还新鲜就蒸了。父亲立即让我母亲去老大房副食品店买了两大包点心叫我去还礼。我提着纸绳缠捆的上面有大红纸的两个马粪纸包裹，找到我们大院后门博爱路斜对面的郑雨村家后把礼还了。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别人要来送礼、还要这么麻烦去还礼？父亲告诉我说，那个人犯过错误，被组织处理后想申诉。父亲嘱咐我一定不能因为工作关系收礼，那叫受贿，是犯罪行为。那是文革前的事情，我父亲是局里的纪监委书记。

也许是因为那个送礼的人居然叫“雨村”，也许是那鲥鱼鳞片的美味让我无法忘怀，但不管怎么说，从小我就知道了千万不能因为工作关系收礼。加上在日本生活了一年，日本人的“人情”观，也已经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无端受礼总是会带来困扰和麻烦的。

现在因为工作关系这么多人来我家送礼，又实在推却不掉，这些礼你不收，人家心里还不踏实！怎么办呢？我傻乎乎地带着部分礼品到厂长家请教，厂长的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他告诉我，时代风气已经变了，这种送礼的现象不是我们厂独有，社会上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别人是发自真心送的礼，不要太纠结。他叫我今后绝对不要再拿这些东西送到他家里去，并提醒我，宁可扔到垃圾箱里也绝不要送给单位同事。因为当时我住在红梅新村工厂分配的公寓楼，整个单元20多户住的都是同单位的职工。

从厂长家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了“朱门酒肉臭”的诗句。我没有完全听从厂长的，还是把一些鱼蟹等鲜活农产品送给楼下的工程师夫妇，我知道，他们从内地转来常州，生活比我们清苦，而且外协单位送礼也都是公开的事情，如果去糟蹋这些东西，暴殄天物是万万不应该的啊！

从此，我开始成熟起来，对很多以前没有留意的事情开始关注，理解了为什么生产科原科长曾经是那么威风，骑的125雅马哈摩托车后备箱里会常放着万元现金，厂里还有公开的情人，其他人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社会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腐败开始全面蔓延了。

通过送礼这件事，我也开始重新审视厂长。平心而论，我们工厂发展到今天，厂长功不可没，我很敬重他，但是对我给出的工厂发展建议，他为什么始终置之不理呢？

原来，他和许多干部一样，在面临退休时，已经不再考虑工厂发展的大事，也看不上人们给他送的那些土特产了，而是把心思放在了为儿子和家族牟取更大的私利上。果然，他儿子辞去了给集团公司领导开车的驾驶员工作，在一个从事塑机配件的私人公司打工后不久，就独立开设了一家经营塑机配件的经营部，并把地址选在关河路与永宁路的交叉口，那是火车站到我们工厂的必经之路。

随即，我从半成品库的报表上看到，厂里的配件销售量迅速下滑，并趋向于零，很多外协单位已经直接给厂长儿子的经营部供货了；不久，那个经营部开始整机产品的销售，慢慢发展到成套设备的销售。在卖方市场的年代，很多客户在我们厂的销售科很难订到货，但在那个经营部却可以，并且发货很快，客户的预付货款也直接打在经营部的帐上。就这样，原来是我们厂的供货合同和货款都到经营部转一下，巨额财富合理合法在私人的经营部积累起来，我们国营企业的利润迅速下滑。

多年以后，塑料机械厂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国营企业破产，许多职工不得已进入了老厂长儿子空手套白狼靠经营部起家的私营塑机厂打工，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就此完成了半个世纪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