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大学”之八，老战友

八、老战友

（一）

战友是让人非常感动，甚至觉得有点神圣崇高的一个名词。然而，在我们的战友中，经过商品经济大潮的淘洗，最后能够称作朋友的却不多。

我们当兵分在同一个部队的108人有的是红梅乡和雕庄乡的农民，有的是化工系统的工人，还有的是应届毕业的城市学生，我们解放大队知青点有3人一起入伍，其中朱耀兴和我在知青点还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

早在知青点时，朱耀兴在月底饭票用完时，会从我这里拿；他有朋友来访，会向我要一点茶叶；当然他从地里抱回来的大白菜，用盐水煮过也会与我分享。复员后他被分配在轻工经理部下属的纺织品批发站，在那个年代，他的岗位是最容易成为成功商人的。

可是，他做生意却总是不顺，资金紧张时到我家找我这个上班族来借钱，并且煞有介事写了借条，注明归还日期。有了一次，就有二次，我实在无力帮他了。后来钱没有还，还到我单位借几百元小钱，说是要请客户吃饭。那天我倾其所有，把口袋里的现金都给了他，并叫他不用写借条了，作为“青友”加战友，我在经济上对你的帮助只能到此为止。

友情并不会因为你委屈自己帮助别人而变得更加醇厚。有些人之所以总是提出非分的要求，就是因为他心中早已明了，在耗光原有的那一点情分后，彼此终将渐行渐远。

2009年我一无所有回到常州后，在一次战友聚会上我给他讲了我面临的窘迫现状，看到他无动于衷的表情，我就什么也不再说了。思想头脑的贫穷远比物质金钱的贫穷无可救药。

（二）

还有一个叫古旭光的战友，是我当班长时临时插到我们班里的。那年部队招收了一批“后门兵”，安排在运输连开汽车，运输连很难带这批“操蛋兵”，就把他们分散到各步兵连进行锻炼。

复员后古旭光到常州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要我这个老班长过去帮忙。我想，他不是常州人，可能遇到了什么难处，下班后就立即过去，找了家馆子请他吃饭，两人一人一个口杯酒，边喝边聊。

他说出差要到上海去提一批缝纫机回去办服装厂，中间出了些意外，身上的钱不够了，只好在常州下来，找我这个老班长帮忙。我一听就是在胡编乱造，无非想要点钱罢了。我说，去上海的路费我给你，旅店的住宿费我也可以帮你结，你愿意在常州多住些日子也可以，但我实在没有时间陪你玩。

第二天旅店给我打电话，说我的战友要走，不肯结账。我说让他走吧，账我过来结。我到旅店后，店里的人告诉我，我的那个战友昨晚醉得一塌糊涂。我心里有些难过，这位战友展示的应该只是暂时的负面形象吧，完美的感情，也许是一种幻想，战友情也莫不如此。

古旭光来常州本来是找已经是大老板的陈春宝的，陈春宝不搭理他才在无奈之下找我这个老班长的。

（三）

陈春宝是改革开放后典型的弄潮儿，用生命书写了人生的“怪圈”：因贫穷而奋发，因奋发而有名有位，因名有位而忘形，因忘形而身败名裂。

陈春宝是红梅公社卫星大队人，家在原来的东公墓附近。他和我们一起离开常州去当兵时父亲已经病危，好在家里他还有哥哥和弟弟为其父送终。在部队我俩因为违反了军委当年越战前的全军禁酒令而受了处分，没有去越南参战，成不了过命的生死兄弟，却成了惺惺相惜的酒肉朋友、患难兄弟。

我3年服役期满拿到了预备党员的资格回家，他泡病号泡到了北京302医院，所以复员比我晚了1年。

陈春宝一回到常州，就叫我去他家喝酒。他哥承包了鱼塘，有酒有鱼，附近的战友一起，我们经常是“杯盘狼藉，不知东方之既白”。

开始他在乡办的棉织厂做工人，后到羊毛衫厂做销售，从此走上了商人致富的康庄大道。

为了交际，他经常拎了两条鱼到我家来喝酒，开始让我帮忙是弄张自行车票什么的。互相帮忙，活在天堂！我也乐意帮他，举手之劳而已。慢慢的，他的胃口越来越大，需要的计划内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猜测不是他亲朋好友自己要用，可能是去倒卖做生意后，就明白告诉他，一起喝酒聊天可以，今后我不再去找人帮你批条子做投机倒把的生意了。

陈春宝开始给我洗脑：现在价格双轨制，你负责上水道，我负责下水道，我们合伙做生意，有钱一起赚。无知往往比博学的人更自信，加上几杯酒下肚，他用一种令人兴奋、一兴奋就忘乎所以的动情语言，为我描写富有的未来，并且告诉我有个成功秘笈：权力是最好的资源，而金钱是让权力为己所用的武器。陈春宝说得没错，在这个时代，糖衣炮弹威力无限。

选择最终都将会归为两类，要么跟从欲望的驱使，要么跟从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虽然过去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纷纷在分崩离析，而过去我们认为不可以做的事现在合理合法，但是我没有答应和他一起做生意。我说，我们是战友、是朋友，但我不是一个生意人。君子之泽远不如俗世之利来得实在，我还是愿意选择清高这种可能要付出巨大现实代价的终极奢侈品。

后来我结婚、准备去日本时，陈春宝要帮我操办酒席，完全不用我操心。我拒绝了；我日本回来后，他建议我把“几大件”送出去巴结领导，我没有那样做；再后来他给我出主意，要我越过厂长，直接去向上一级领导汇报工作，并且说：只有踩着科长才能当科长，要当厂长就必须踩在厂长的肩膀上，等等。我知道他是出于朋友的真心为我好，但是我做不到。

我在写这些的时候会抑制不住地想，活在这个时代太值了。始终不肯背叛自己的我，虽然吃了很多苦，最终却可以笑着书写人生。

陈春宝开始用少量的东西去行贿，结交所谓的朋友（他也送给我他们厂里的开司米羊毛线），然后逐步加大砝码，不断循环升级，最后拿下了本溪钢铁厂包括一把手在内的有关实权人物，利用先提货后付款的时间差搞到大量钢材，然后用钢材抵押到银行贷款，和他弟弟一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坐骑由建设50轻骑换成野狼摩托，然后轿车升级为常州不多见的凯迪拉克。

再在一起喝酒时陈春宝已经今非昔比，他说这个时代已经属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他们这种人，而我这样的人已经过时，只能给别人打工、做跟班。我不会和他计较，高贵感是人人不同的，最高贵的人可以不在乎当奴隶，因为他不需要以别人的眼光肯定自己，而越没有高贵感的人才越想高人一等。酒足饭饱之余他叫我陪他去洗澡，没有外人时，他的脸上，刚才得意、狂妄和傲慢，马上转为了焦虑、欲望和失落，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内心空虚增长的速度。出于朋友之情，我劝他们兄弟俩一个留在贸易行业，另一个转向实业，并警告他，银行和钢厂的钱早晚是要还的，而且，政策多变是我们社会的常态，秋后算账会让很多人倒霉的。

当朋友听不进你的建议，你劝告的次数过多，朋友反而会与你慢慢疏远，甚至与你变成冤家。豪猪的距离对于友情是适用的，过于亲近，有时会被刺伤，过于疏远，又感受不到友情的温暖，只有自己把握好相处的距离，才能让友谊之树常青。所以我开始淡出那些酒席，因为我似乎没有有求于他们的地方，不必逢场作戏。要保持最大的精神自由，就必须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

后来，陈春宝在陕西投资打油井开采石油的项目被当地政府单方面毁约，造成了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本钢腐败窝案东窗事发后陈春宝在东北服刑；别墅被银行保全，隆重举办第二次婚礼娶的新太太也离他而去......直到2017年，他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约我在湖塘桥某公司见面。我去后看他潦倒不堪却故作镇静的样子，心生怜悯，没有挖苦刺激他，因为我已经知道他身体严重透支，濒临油枯灯尽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听完他的伟大复兴计划后，我说我是靠退休工资生活的人，比不上多年和你一起玩的那些老板战友，看在我们当年一起受处分的患难兄弟情分上，给你2万元，再多就没有了。后来电话微信有些交流，他抱怨过去得到他好处的那些朋友见死不救等等，又夸我厚道讲义气，但我坚决打消了他在金钱方面的企图。

现在陈春宝的微信、电话都已不通，有的战友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忽然感到，那些仿佛已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就像河面上漂浮的白云渐渐在消散。我想，中国被动的渐进式改革，让一批批暴发户坠入深渊，让一任任官员前赴后继地贪腐，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