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三两八钱

一九五八年夏天，大跃进运动与炎热的天气一样如火如荼。人民公社直接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一股脑儿的共了产，分配上完全供给制。加上秋收统计，全年粮食总产比上年翻了一番，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公共食堂应运而生。当时的口号是：“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报纸宣传也把公共食堂上升到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措施。

公社食堂为广大农民群众勾勒出梦想家园的美景，“吃饭不限量，吃菜不重样。”在大家的概念里只有放开吃饱饭，才能鼓足干劲搞生产。开始村里只办了一个食堂，地址在大门堂孔书华家，村民们一日三餐都在食堂用餐，由于吃饭不限量，村民吃饭吃得弯不下腰，帽子掉在地上都捡不起来。桌子上的剩菜剩饭比比皆是。山芋吃一个心，大半个都扔了，三岁的娃娃都不会这么糟蹋。

三个月后，粮仓里的粮食巳消耗大半。那时粮站刚建立，没有粮食仓库，我们四大队交得公粮就储在阳山孔氏祠堂内。有多少粮食大家看得见，摸得着。本来粮食产量就是虚报的，导致政府根据不实的数据制定了失误的政策。为了补救政策的失误，村里将食堂一分为二。将每人的口粮按天定量，每人每天定量为三两八钱，当时一碗饭是半斤米，一碗粥是二两米，三两八钱米，两碗粥都打不到，个个饿得饥肠咕咕叫。村民只好将粥打回家，再兑进野菜米糠烧成糊糊。本来就是从俭到奢易，从奢到俭难，谁也吃不消。结果造成社员人人偷窃，浇了人粪尿的山芋种有人偷，拌入煤油的花生种有人偷，泡在缸里的稻种有人偷，蔬菜瓜果更不在话下，吴志华的妈妈因为偷窍，作为典型，被劳动教养六个月，其实他们家已饿死了一个孩子，死得时侯饿得皮包骨头。村里的死猫死狗死鸡鸭，只要没腐烂，都成社员盘中餐。孩子们将打谷场四周的草纹头草屑，用火点着了，为得是过火后，在灰渣中找几颗爆米花解馋。春天的柳叶、刺槐花，茅针（茅草的花蕾）山中的地皮菜，磨菇都成了村民的山珍海味。山芋窑中不能做种的坏山芋，由食堂蒸熟了给上工的社员当点心，锅一开一股的山芋黑斑病的苦味，孩子们为讨一根，跟在送饭的炊事员后面，伯伯、爷爷叫个不停。

1959年6月，为加快小麦收割进度，对上麦场用连枷打麦的社员，每人奖励两块糠饼。为了两块糠饼，奶奶嘱咐我在家带弟弟，她也去村南炸蓬蓬场上去打麦。我只顾和伙伴们玩耍，忘了照看弟弟的事。弟弟新维他跑到井沿头池塘边上去玩水，不小心落入水中，好在孔书华母亲回村解手，看到后救了上来，否则我弟就没命了。那年黄霉雨季，我生麻疹病刚好，嘴上没一点味道，我堂叔友明和张忙珠，说是给我改善伙食，从田野里捉了几只青蛙，山坡上捡了些地皮菜，然而又从小卖部偷了盐巴，躲在目前孔网庚屋后的山芋窑中，用砖支了个锅台，找了一个坏脸盆，烧了一盆青蛙地皮菜，三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总之，大跃进是共产党人探索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失误，过高的估计国家的经济形势，人民的思想境界。人民公社的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的大锅饭伤失了广大干群的积极性。在互助组时农民种地为自己，初级社时土地参加分红，家家是股东，高级社时按劳分配，各种农活定额管理。人民公社是供给制，干活多少与经济利益不挂钩，因此大家干活是出工不出力，天天磨洋工。村干部管理社员是扣不了工分，罚不了款，因为大家都没有财产可罚可扣，唯一的手段就是军阀作风，打骂群众，停伙食。深耕深翻是违背了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把耕作层以下的生土翻上来不长庄稼，只长草。社员翟仁齐指责深耕深翻是盛粥不用铜勺用锅铲，自找麻烦。为这事大队组织人员开他的批斗会，说他干扰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