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大学”之四，家变

四、家变

结束了一个学期的进修，回到常州后我的母亲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只是关照我尽可能多去看看父亲。父亲的办公楼室里加了张床依然很宽敞，有个叫小潘的办事员对父亲的生活很关心照顾，还有局劳资科科长及下属一些企业的女干部也会做双鞋啊什么的，所以在生活上我对父亲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和我姐姐多方奔走，想请一些老干部出面做做父亲的工作，希望能劝他回家。有一天在机械局副局长家我看到了我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的女同学，原来我们找的是她父亲，当时我真是无地自容。

那个年代，年过花甲的父亲还离家出走、闹离婚，这样的家丑是多么地让人笑话啊！在那些日子里，我意外发现很多老干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重组的家庭，他们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就相对较好，起码面子上维护了一家人的和睦。

我们楼下住的是已经右派平反的徐以贞叔叔，他是1938年参加革命、常州市第一任重工业局副局长（局长由市长兼任）、抗美援朝战争时的营长，前胸后背留下了很长的八字形刀疤。徐叔叔与我父母亲关系都不错，他最后告诉我母亲，不要再去找这个找那个了，父亲遇到去劝说的人都开始翻脸了。看来，父亲是铁了心，不再顾及任何人，包括我们子女的感受了。

我和母亲原来就有隔阂，现在话更少，实在无法面对她在家里整天苦着脸唉声叹气的样子，我向单位申请集体宿舍后住到厂里去了。心想，逃离吧！这样姐姐结婚没有房子住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厂长安排我和一个落实政策进厂的“右派”工程师住一个宿舍，同住的还有工程师他在机修车间做合同工的儿子。此时，厂长不失时机地动员我到政工科工作，理由很充分：我是党员，当过兵，文化足够用。对于我们支部单位的小厂，政工科的工作包罗万象，从政审外调到组织宣传，从党务会议到民兵训练等等，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最后厂长直言不讳告诉我：科长年纪大了，在政工线上可以使我很快提拔成为中层干部。

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用我来对付新书记那条线上的人，我也没想要早日晋升当官，但又提不出很好的反对理由。最后我只提出一个要求：到政工科工作后，如果有读大学的机会一定要让我去。厂长满口答应了。

我到政工科上班后，科长对我很好，他也曾经跟着老书记去过我家，现在他反过来邀请我去他家玩。我傻乎乎的去后才知道，他是在向我展示她的几个宝贝女儿，我当然一点不会上心，他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我白天做着无聊的工作，翻看那些包括捉奸审问在内的令人作呕的档案材料，晚上找些图书馆的书看看，早晨恢复了从中学就开始的晨跑，坚持锻炼身体。

星期天回家看望一下刚刚退休的母亲。有时候母亲去她的母厂洗澡，眩晕症发病后她单位的同事会打电话给我。每当我去接母亲时，会听到她那些同事议论说：这个儿子对妈妈怎么好像不热心啊。我实在装不出热心的样子来，尽一个儿子的义务而已。

父亲当时已经退居二线。中国的官员退居二线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色，拿着丰厚的俸禄可以不干任何事情。一线官员也不希望二线官员再指手画脚。组织上下达调令要父亲任天宁区副区长，父亲一直没有去报到，最后是在轻工局离休的。当时的轻工局很吃香，福利比区政府好得多。

一门心思想离婚的父亲，对我发起了最后的感情攻势，到我们厂里闲着的招待所住下了。在那一个星期里，我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和父亲长谈，父子俩唯一一次深度沟通，就在我书生意气尚在，心智还未完全成熟的境况下展开。

父亲首先表白他是如何关心我们姐弟俩的成长，这点我是认同的。当他说起我让父母伤心的事时我感到很意外。

那是1978年我因公回常州为部队采购物资，归队时父母送我去火车站。当时我检票进站后没有回头向父母挥手再次道别。父亲说：刚入伍时你们从省常中大操场集体出发，相送的人是人山人海，不可能单独与父母亲一一道别，我们能理解；那次你是一个人走，竟然不回头与年迈的父母惜别，让他们伤心了。

父亲的话对我触动很大，但我马上反击说：我做得不好，是我无意识的错，你怎么不想一想，作为儿子的我，为什么会不回头显示出那依依不舍的样子呢？况且，这和你离家出走要抛弃我们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父亲又说：不是因为我们姐弟俩以前还小，他早就不想要这个家了，熬到现在，完全是因为我们都长大成人，能够独立生活了。我说：我们姐弟俩从小都没有要你们父母多操心，生活、学习方面没有一样比别人家的孩子差，现在我们刚刚踏上社会，正是最需要父母指点或提携的时候，你的作为是真正为我们好的吗？我过去一直以有你这样的父亲而骄傲，现在为你这样的做法感到羞耻，我今后都抬不起头来见人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反问父亲：你现在为什么不提我女朋友的事情了，你和她的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告诉我说：因为在干部病房住院期间，刚好文化局的副局长和他住同一个病房。那位副局长的老婆常到医院照顾她丈夫，而且非常周到，所以就相互认识了。父亲的意思很明显，是在抱怨我母亲没有像别人的老婆那样好好照顾他。

对于父母的身体情况，我是了解的。我读高三时，父亲在102医院住院时我经常去陪他，知道他有6种毛病：高血压、冠心病、劲椎病、神经性结肠炎、小腿肌肉炎（脉管炎）和初期白内障。这些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大的不好的变化，而且他们老干部病房条件很好，很多人都是小病大养，把医院当疗养院的；母亲过去有贫血和美尼尔综合症，年纪大了反而眩晕的状况不发了，只是肝脏有些问题，属于慢性丙肝病毒携带者，也没有大的毛病。

我回到家里小心翼翼地问我母亲，我们姐弟俩不在常州的三年里，家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住院期间，你是怎么照顾父亲的？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父亲一有什么不舒服就经常住院；自己身体也不好，肝脏有问题，只能自己注意。言下之意是父亲不需要她的照顾，自己也没有得父亲的照顾。我明白了，也许是母亲给父亲留下了让别人照顾的机会。

后来父亲说了许多母亲的不是，最后还说经济上都被母亲控制着，怀疑母亲存了很多私房钱等等。正因了那句话：感情不在了，可以找到千万条理由。

无奈之下，我质问父亲：你的第一次婚姻是“封建婚姻”，和我母亲应该是自由恋爱的。母亲上班挣的钱虽然比你少三分之一，但她不是家庭妇女，却承担着全部家务劳动，她让我们姐弟俩从小帮着做家务，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你为什么不能看在她这么多年伺候你，同时从我们姐弟俩的角度考虑考虑，回家后再从长计议呢？父亲拒绝了这种可能。我不得已又说，许多家庭的表面和谐也是靠道德和责任而非情感维系的，作为一个老干部，这样做对自身形象也是非常有损害的。父亲看着天真的我说，当年干革命的，哪个还不都是为了有口好饭吃，想过好日子。

知道一切都是徒劳了，我最后把金圣叹的一句话抛给了父亲：父母生育孩子，并不是为了孩子！

父亲离开我厂的招待所后没几天，法院的人来厂里找到我，原来父亲早就一纸诉状将离婚官司告到了法院，法官是想通过子女了解父母亲的感情是否已经破裂，而我和我姐姐都无法否认父母感情失和的事实。那年父亲能顺利离婚是婚姻法作了修改，原来要“双方同意”改成了“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就可判决离婚，父亲有权所以就更容易了（90年代婚姻法又作了修改，一般第一次起诉不判离，6个月后再起诉才判离）。父亲太令我失望了，过去对他的尊敬甚至崇拜转变成了一种“恨”的感情，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的祖父1868年出生，1936年去世；祖母是1878年出生，1961年去世的。父亲1919年出生时祖父和祖母分别已经51岁和41岁了。老人们曾有两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未成年时夭折，比父亲整整大10岁二大爷活下来了。父亲虽然生在穷人家，但得到了祖父母的万千宠爱，成了当地的“念神”，能念书，有文化；二大爷没文化，但个子比父亲高出一头，力气大，曾经打死过牛，兄弟俩是一文一武。父亲结婚后兄弟俩分家，1938年大哥出生，后来又有了大姐和二哥。父亲在堂兄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渡江后成为脱产干部，后来通过组织与苏北的前妻解除婚姻关系。1955年与1925年出生的我母亲结婚。

1961年祖母去世后，父亲和大哥带我、姐和妈一起去苏北上坟，那次，父亲的前任和现任两位妻子，以姐妹相称，年龄相差10岁。

父母亲的离婚除了让我感情上受到打击外，对革命的老干部开始产生了新的看法。对建国前和保家卫国牺牲的先烈们我心怀敬意，他们是有信仰的，在梦想实现之前光荣就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是最幸福的，因为社会表扬死去的叛逆者以及活着的顺服者；至于那些幸存者在梦醒后当了官的，他们是否真的有过信仰？如果不是父亲在即将退出政治舞台时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会这样做吗？后来很多即将离退休的干部晚节不保、大批高级干部及其子弟利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渐进式改革政策攫取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以及腐败堕落的事实让我思考：能够欺骗我们的，往往不是那些经不起理性检验的谎言和假象，而是那些被人刻意选择和过滤之后再告诉我们的部分真相。

没有比亲人之间的自私绝情更让人堪破人性、更摧毁人生的了。面对时代和家庭风暴的袭击，我像一片从树上掉落的树叶，是随风飘零，还是坠入深渊，或迎风而上？这时思想解放春风吹拂下的文学拯救了我。我订了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的《诗刊》和《小说月刊》，在当时的伤痕文学作品中吸取营养。原来，新中国很多人的悲剧远比我的痛苦要大得多，我就面临这么点家庭的伤痛，怎么可以玩世不恭消沉颓废呢？

对父母我再也不抱任何幻想，甚至希望自己是个孤儿，无父无母，谁的情也不欠；或像哪咤那样，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生育一回。

父母离婚后，母亲冷静下来，她还想争取和父亲关系有所转寰的机会，就与我们姐弟俩商量，是否能有一个孩子去到父亲身边，另一个留在她身边。我姐姐决定借房子结婚，不愿意留在家里，就由她抽时间经常去看看父亲；我搬回家来陪伴母亲，和母亲一起生活，并且按照母亲的要求，每月交15元钱作为生活费。

有人说真正的成熟与年龄无关，而是从原谅父母的不完美开始。在我的原生家庭中，我从小似乎没有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也知道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现在父亲抛弃了我们，知道有些事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家庭分裂像退去的潮水，暴露出我们家人裸泳的丑陋。从此，我干部家庭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我开始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体会这生命的平凡。

后来，父亲与那个女人短暂结合后又迅速分手了，我写了首诗，向父亲发出了最后的呼唤。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家是恨与伤害的传递通道，也是爱与温暖的传递通道，孝道让我只看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的存在。

                                至父亲

                         （一九八二年六月）

我，尊敬你饱经风霜的面庞，

像尊敬每一轮即将归去的太阳。

我，尊敬你每一根白发，

像尊敬每一錄轻拂我的春光。

然而，我，

我却想挑剔你的脚步，

原谅我，原谅我这年轻的无知和狂妄。

你，来自没有坦途的远方，

把路，一直铺到我的脚下。

可是，路----只是原野的百分之几啊！？

没有路的土壤，

也许更为宽广。

你，来自黑暗的昨天，

把光亮，一直带到我的前方。

可是，真理的蜡烛，

并没有全部点燃啊，

黑暗中，

也许有更美的明珠在闪光。

那么，

让我驾起轻舟，

全速地把你超越吧，

更何况，你还拖着一船忧伤。

要不，快卸下你沉重的包袱，

我扶着你，

也请你扶着我宽阔的肩膀。

我爱你，父亲，

但并不想陪你走向黄昏，

愿你也化作朝霞吧，

托起我，

也托起每一轮报到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