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边施工之十，入党复员

十、入党复员

在山顶值哨的不只是我们一个班，其他部队的阵地上也有，其中还出现了在坑道口两道密闭门之间煤气中毒的恶性事故。我带领全班战士安全下山后，又投入到了日常的施工中。

那年“八一”没有参加我们聚餐的孙国兴这时已经入党，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开始有了要入党的愿望，这和信仰无关，事关我自己的个人荣誉。如果我们3年兵役期满回家，人家入党了，我没有入党，怎么交待？

人的欲求千差万别，有的人相对功利，看重物质类的金钱、地位，入党是为提干创造条件；有的人看重精神激励，如荣誉、尊重等。我属于后者。实现生命的目的可能更取决于我们怎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是角色本身的定位。如果将生活比做一场游戏，那么我必须入场，竭尽所能去赢得比赛。

那个年代，文革的大量冤假错案开始平反，整个社会似乎欠了那些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的债务，现在开始偿还了。干部特权阶层悄然兴起，军官子女开后门当技术兵的现象也多了起来。

我班里来了个接受临时锻炼的驾驶兵古旭光，他们这批后门兵实在难以调教，就分散下放到各个步兵连。有一次我们去团部看电影，返回时集合找不到他，指导员命令我一个人留下来找，大部队先回去了。那晚我在团部多个部门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他，无奈之下打电话到连里请示，结果告诉我古旭光早就回连队睡觉了。

我的心放下了，开始往连队赶路。弦月夜的星星特别明亮，但大地一片黑黢黢的。我沿着蜿蜒的山路独行，前方一片漆黑，只有回头眺望时，才会隐约看见一些零星的灯光。在北方高寒地带，人们的住房北墙都没有窗户，所以向南望去是看不到一丝光亮的。

翻过了几个山岗，似乎看到有黑影在缓慢移动，我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屏声息气蹲下来借着天光观察。我虽然知道这里早已没有狼出没了，但总不能赤手空拳吧，地上找不到树枝什么的作棍子，只能把石头紧紧地拽在手中，壮着胆子大步流星朝前走，到近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群牛。我们连队的猪，像老乡的牛一样，也是放养的，整天在外跑，要2-3年才能出栏的。

指导员一直是给我机会的，但凡有与大部队不同的任务，他总是交给我们班，为我创造了表现的机会；我也明确了目标，不再随性犯错，终于在1979年下半年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年底又到老兵复员季了，我们77年的兵大多都要求复员，而76年的兵都不想复员。我问副班长，你明知道不可能在部队提干，为什么还要继续留在部队？他告诉我，希望在服役期间和家里的相亲对象结婚，这样可以省去彩礼钱；如果对象来部队结婚，还可以省去家乡办酒席的钱，因为当地人以为当兵就是吃皇粮的。原来是这样啊！和他们相比，我们江南的人真是生活在天堂啊！我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我们的国家，更不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到底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指导员在部队扩编时没有像连长那样获得晋升，这时也萌生了退意。他顺应了我们战士的心声，让76年的兵继续留队，让我们要求退伍的77年的常州兵准予复员。

退伍名单宣布后，我们摘下了领章帽徽，还原为老百姓。在喝部队的送行酒时，我和指导员已经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可以边喝酒边像朋友一样讲些真心话了。

我首先向指导员抱怨他批判我“做寿”的那件事，他告诉我：那次你们喝酒的事闹大了，必须要处理，也只能拿你开刀，但留了个“以观后效”的尾巴，为此他被营教导员批评了，说部队哪有那种拖泥带水的处理方法；指导员还告诉我，平时营首长来我们连队拿地窖里的菜，他都让司务长记了账，因为这变相克扣了战士们的伙食，因此他得罪了营部的领导。

指导员给我分享他多年做政治工作的体会：“马克思主义是圆的，不是方的”。最后指导员请我回家后给他寄一套高考复习资料，他准备在我们复员后向上级提交转业报告，到地方上重新开始学习和工作。

我们都没有食言。指导员带着我给他寄去的14本高考复习资料后转业，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在天津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律师。在上世纪末，一名仗义执言的律师风险是很大的，有许多律师因为“伪证罪”被关押，然后查无证据再放出来，逼得律师去看法官脸色办案。我们的社会，使律师、医生和教师一样，不再受人尊重。

1979年12月下旬，我在离开部队营房时，出现过些微不舍的心绪，但很快就闪过一边去了。有句话讲“当兵后悔，不当兵后悔一辈子”是有道理的，因为艰苦而又有约束的军营生活，磨练了意志，强壮了体魄，体重也达到了我60岁前最高的68公斤，成了个小胖子。

人生的目的是创造惊喜。为给自己最后一个在塞北的惊喜，我独自一人为游览青城的昭君坟而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由此萌发了探寻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和远嫁乌孙国后将乌孙国纳入汉朝版图，并于公元前51年回到长安终老的解忧公主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