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知青之六，农技员老吴

六、农技员老吴

我们解放大队从1976年开始由种粮区改为种菜区，由于没有种菜的经验，所以大队领导从外乡聘请了一位农技员，这位叫老吴的农技员成了我踏上社会后的第二个老师。

老吴40岁不到，中等个子，身板壮实，皮肤黝黑，圆脸下的脖子后面，始终挂着一顶草帽，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不管天气阴晴雨雪，总是奔波在各生产队的田间地头。他对我们知青生产队关怀有加，我们都非常喜欢他。让我对老吴有好感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他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肄业的。

早在苏维埃时期，江西有些地方三年两头平分土地，使得许多人流离他乡；频繁的战争，很多青壮年又去当兵吃粮，致使那里人口减少，经济萎靡。新中国建立后，江西省委以革命老区人力资源不足为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通过创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来吸引全国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参与到江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中央批准了江西的报告，1958年8月1日，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井冈山、大茅山等30所分校同时举行开学典礼，总校党委书记汪东兴主持。“共大”以农林专业为主，报名入取的方式很简单，只要有高中毕业证书即可，最高峰时分校达到127所。

老吴按照招生简章的指引寄去了高中毕业证书，随即就收到了“共大”的入取通知书，便收拾行李前往江西，开始学习“马尾巴的功能”等课程。可是，这种不需要参加全国性的高考就可入学的方式，引起了全国其他省份的强烈抗议，“共大”的众多分校不得已关闭并转，已经招收的学生转而成为当地伐木场、木材厂的工人，老吴和其他许多学生一样，失望之余就卷铺盖返回了家乡，开始在家地头种菜。

有一天农活不忙，老吴带我们育苗小组的几个人去他家玩。我们在离知青点不远的湾城火车站爬上绿皮慢火车，经过戚墅堰后到横林站下车，步行没多久就到他家了。在他不大的自留地里，我们看到了长势非常好的各种蔬菜，那大白菜壮实的可以当梅花桩让人在上面跳来跳去。他告诉我们，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原因，大白菜一户只能种六棵，其他蔬菜也不能多种。当时我就感到有点不得其解：一方面是城市居民的菜篮子经常缺菜，另一方面又不让老吴那样有本事的人去扩大种植面积，老吴是有劲没处使，不得已外出打工，到我们解放大队来做农技员了。

老吴在育苗种菜方面确实很有一套，对苗床里出现的问题能迅速找到原因并加以解决。有一次我们的一个苗床里秧苗出现了卷叶的现象，其他苗床也是同样的管理，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筹莫展，请来老吴后，他仔细查看了苗床情况，并询问我们苗床建设时的细节，随后就告诉我们要迅速更换苗床上的木头椽子，因为我们使用了铁路边废弃的旧枕木，这些木头里含有沥青成份，在苗床的温度和湿度的作用下，挥发出了有害气体，秧苗中毒了。按照他的指导我们迅速整改，几天后，秧苗卷起的叶子又舒展了，我们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老吴对我们知青生产队格外关照，除了我们能够很好的沟通外，他觉得我们知青生活确实不易。第一年我们知青有每月8元的生活补贴和相当于高中生每月32斤的粮票，第二年我们的生活来源就全靠我们前一年完成的蔬菜产量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我们知青队生产的所有蔬菜必须送交到指定的水门桥国营菜场，不能私下出售，收购价格是政府定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上市蔬菜数量的多少不仅决定我们的经济收益，而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吃饭问题。那时，买米或粮食制品是需要粮票的，我们种菜不种粮，能获得多少粮票完全根据我们生产队上交多少蔬菜来决定，如果我们知青队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蔬菜生产任务，第二年我们知青就不得不靠家里接济粮票或买黑市米吃了。

时隔40多年，老吴应该是年过八旬的老翁了，每每想起他，当年他的举手投足和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