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之十---在“磨砺”中长大

十、在“磨砺”中长大

社会上的运动远未停止。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未署名的文章刊登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我的父亲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让我外婆回农村，并连户口也从城里迁到了遥观乡下。

外婆走了，家里的家务只能由我母亲边上班边料理，我们姐弟俩承担的家务活也就越来越多。那个年代，也不知道是大男子主义的封建残毒没有肃清，还是当官的理所当然地高人一等，父亲从来不承担做家务的任何义务，但是男孩子承担的家务却绝不比女孩子少。

上课前我们姐弟俩把自带的米淘好装在饭盒里放入学校食堂的蒸饭箱，装着隔夜菜的带盖的搪瓷杯放在食堂桌子上，饭师傅会晚一些把菜放入蒸箱内加热。同班的女同学潘小兴她姐弟三人和我们一样是在学校蒸饭吃的，她的是我姐姐的同班同学。

下午放学后我和姐姐两人中会轮流有一个人尽快回家，保证煤炉里的火能在妈妈下班回来时可以及时做晚饭。那时的铁皮炉子，烧的是乒乓球大小的煤球，早上加满煤球后关上下面的风门，上面盖上一块有通气小孔的铁板把火封住。一天下来，炉子里的火种经常会熄灭，不是煤球烧尽了，就是封得太死，火没上来。这时我们必须找废纸、稻草和柴瓣把炉火升起来。生炉子烟呛火燎倒不怕，就怕妈妈回来发脾气。

妈妈在第十棉织厂工作，上班时间比学校早很多，而且路远，还要把自行车推过坡度很陡的大运河上新建的东方红大桥（现朝阳桥）。所以我们起床时妈妈往往已经出门，一锅掺了牛奶或者豆浆的粥炖在封好了的煤炉上。下班后，妈妈会尽快赶回家，为我们做晚饭。如果加班不能赶回家做饭，我们就自己用开水泡饭吃。

自从家里发生过那“造反”事件、外婆又回到乡下去后，母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稍有差池，我们就被挨打。有一年冬天下雪，我们打雪仗把解放牌球鞋弄湿了，她开完会下班回来时我们都已经睡觉了。当她发现我们湿漉漉的鞋子后，生气极了，就用指关节拧我们姐弟俩的大腿，疼得我们满床乱滚，当时我的心里真是恨透了妈妈。第二天我们起床时妈妈已经去上班了，炉子已经封好，上面照例炖着粥，而煤炉边我们的鞋子已经烘干了。那一刻，我的心头一股暖意掠过，也就忘了记恨她打过我们。

烧的煤球很有限，是按家庭人口数定量凭票买的。我们小孩用扁担抬一个旧的油漆铁皮桶到化龙巷煤球店买煤球。姐姐个子已经比我高好多，每次抬煤球她总会在后面把铁桶往她身边拉，让我肩膀上的受力减小些。煤球的碎屑我们也不浪费，掺上黄泥巴加水弄成团，晒干后和新煤球混合着用。后来烧蜂窝煤，煤屑少了很多，但也不浪费，用模子把煤屑压成蜂窝状煤球继续用。

有一天吃过晚饭妈妈教姐姐煮饭：用多少米、怎么淘，用手指测量加多少水，煮开后怎么关小炉门把火压小等等。那晚我第一次吃到姐姐煮的糯米饭，还用猪油拌着，真好吃。我妈妈教了姐姐，也不放过教育我的机会，说要考考我，问我水烧开的时候是中间冒泡还是边上冒泡。我那时是读过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的，水开了好像会沸腾翻滚着冒蒸汽。对妈妈二选一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选了后者。妈妈摇摇头叹息道，这个笨小孩连开水都不会烧，真是个书读头，没用！

姐姐比我大，懂事早，妈妈依赖姐姐来填补她生活中的感情空洞，而我在母亲眼里不仅木讷迟钝，而且只会帮倒忙添乱。所以家里的事她只关照姐姐，对我除了呵斥，几乎就没有其他沟通了，有时甚至把我当出气筒。这样，姐姐从小就有主意，能干，脾气也大；而我则变得敏感、隐忍、不善表达，尽量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以免受伤。我这一生中，哪怕到现在都老了，但凡与我姐姐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她在帮我拿主意，我似乎都没有存在感。

妈妈正常下班是比较早的，见到妈妈下班我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叫她，但是她的心情似乎越来越不好，有时对我的叫喊像没有听见一样，径直奔回家吃些开水泡饭（纺织厂午饭吃得早）后埋头料理家务去了。由于得不到妈妈的回应，我便逐渐懒得叫她了。有一天我坐在水泥楼梯上玩，她下班回来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没有叫她，这一幕刚好被楼下的蒋老师看到。蒋老师家起居间的北窗就对着我家的外楼梯，蒋老师等我妈妈走后，悄悄对我说，小孩子不能这样没礼貌的。但是蒋老师不知道我为什么看见妈妈都不叫，而我妈妈也无所谓的原因。一个精神不放松的妈妈给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只有我心里知道，妈妈的脸色，就是我这个孩子整个世界的颜色啊！

家务事最忙的是过年前，除了天不亮去菜市场排队买副食品外，还要洗很多青菜、萝卜和雪里蕻，萝卜洗净后切成小快每天翻嗮，雪里蕻每天挂在晾衣绳上直至晾干，再把它们切碎腌制在翁头里；大青菜洗净后直接腌制在大水缸里，妈妈铺一层青菜、均匀地撒一把盐，让我用洗净的脚将缸里的菜帮踩扁，我边踩边转圈，直至水缸里装满腌菜，最后在上面压上一块房柱石。

从楼下把自来水提上来放进水缸也是我们姐弟俩的活，开始要两人一起提着“铅桶”才能上楼，慢慢长大后，拎水和买米的体力活就由我男孩子独自承担了。到后来家里杀鸡的任务也是我的，我很多家务劳动都是跟外婆学的，包括缝补衣服和袜子等等。在我的记忆里，唯一一次看父亲做的家务是杀鸭子，挨了一刀的鸭子仍然在院子里扑棱着翅膀到处跑，最后好不容易抓住把头剁下来才了事。

我和姐姐各自洗自己的替换衣服，蚊帐、被单和床单等大件织物都是妈妈洗，所以每到妈妈的休息日，她特别忙，除了要上菜市场买菜做一顿好饭菜外，还要到楼下有自来水的地方去洗很多衣物，有时还要抽空上街看看有什么合适便宜的布料等等。除此以外，妈妈自己也要剪头发等等，所以每到星期二我的神经也和妈妈一样绷得很紧，要随时待命，及时去完成妈妈临时交待的任务。有一次她把长浴盆搬到楼下水龙头处洗东西，我洗碗时不知道锅里的糊糊是她准备浆蚊帐用的，就顺手倒掉把锅也洗了，结果妈妈大发雷霆，将我痛打了一顿。

我最后一次挨打是因为摔破了一个青花大汤碗。那天又是妈妈休息的星期二，午饭后我端着锅碗瓢盆到楼下洗碗，最后洗的那个青花大汤碗里面有少许饭粒，我就向身后喂的鸡泼过去逗着玩，结果因为碗大手小，有水湿滑，没有抓牢，漂亮的青花大汤碗被甩出去摔破了。妈妈知道了很是生气，又听现场的邻居说我是把碗扔出去的，更是火冒三丈，当众又用她那拿手办法揍我。我当时忍住了疼痛，没有哭喊，心里琢磨着如何反抗。下午放学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家，而是在街上独自乱逛，最后坐在副食品大楼前路边那铁栏杆上望着马路和马路对面的百货大楼发呆。晚上9点过后，马路上没有行人了，无处可去的我饥肠辘辘回到家里。

那天回家我没有挨揍。妈妈听从了爸爸的劝告：孩子大了，打不得了。从此母亲对我不再动手，但我与母亲之间似乎总有隔阂。

新社会的母亲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私心总是有的，助强不助弱，哪个孩子最有出息，长得最漂亮可爱，让她有面子，她就把全部的资源和爱都给这个强者。为了养老有靠山，就特别偏心这个强的孩子，反而不怎么搭理弱小的孩子，随便敷衍地养大。

在我们宿舍外南侧大杂院里居住的同班同学沈晴华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上学时我经常看到剪着“马桶头”的她，不是在井台上洗衣服就是在公厕旁倒马桶，而她的姊妹梳着辫子衣光鲜亮地已经在上学的路上，嘴里还吃着小零食。

父亲从不打骂我们，但对我们要求很严，政治思想教育一点也不放松。有一次当他知道我们扔掉了“忆苦饭”没吃后，重新拿回了和着萝卜缨的粗糠团子，让我们当着他的面把“忆苦饭”吃完；当我们用卖废品的钱买棒冰吃后，他严肃的告戒我们，“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能私自使用，但承诺我们合理的用钱要求他会予以满足。后来我们在抽屉里看到父亲放着的钱，从来不会拿一分钱，只会好奇的看那工资单。当时对93元的工资单我产生过疑虑，因为同学的家长也有17级干部的，父亲的工资为什么比他们少10多元？父亲的工资仅仅比母亲多20多元。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部分工资有一部分是组织上直接扣除给她的前妻了。

在暑假里父亲每天给我们每人5分零花钱，我开始可以自主支配使用了：或者看电影，或者吃棒冰，或者3天的钱聚在一起，在副食品大楼喝一瓶加糖的冰镇牛奶。我最大的开销是花在去体育场游泳上了，那时的泳裤是两条红领巾三个角缝起来做成的。

后来大光明电影院对面办了一个“七一”机关食堂，中午我们不用学校蒸饭吃了，父亲给了我们食堂的饭菜票，青菜狮子头或蒸鸡蛋是我们的最爱。家里装了有线广播，可以听新闻和天气预报，不断重复播放的样板戏让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能哼上几句；我将控制有线广播的拉线开关改成多挡的，里面加装了两个电阻，这样音量就有了高、中、低三档。中午把音量调到低档，听“小喇叭广播”和评书节目，夏天等父亲午睡后起来一起吃井水冰镇的西瓜。

有一次，我缠着父亲给我讲革命故事，他想了想，就给我讲了他小时候读过的一篇课文，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夜不能寐，站在窗前仰望天空。突然，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很快便消失在了黑暗中。一个年轻人随即惊醒，原来是自己刚刚做的一个梦，不由得深深叹息：人生太短暂了，就像那流星一样转瞬即逝。

我的父亲讲完故事后看着发呆的我，并没有告诉我应该如何度过这短暂的一生，但他叮嘱我，今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和叮咛让我受益终生。

我像春园之草，虽不见其长，但却日有所增，慢慢对父亲和母亲产生了绝然不同的感情。父亲讲道理，我有事总是找父亲，家长会也总是父亲去参加，他以我为傲，我以他为荣。对母亲我怀有怨恨，更多的是惧怕，怕她情绪躁郁，对我动辄得咎。我总是随着她的心情起伏，过着不安的日子，前一刻的平安无事，但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她的脸色会突然很难看，让神经纤弱的我逐渐和她疏离。

让我想不到的是，长大后我对父母亲的感情居然会翻转，母亲更是在90岁高龄时开始忏悔，对我表示道歉。感恩父母的套话就不说了，但愿他们都能通过上帝的末日审判，然后进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