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阳山

统购统销

新中国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一致认为，中国是人口大国，共产党没办法解决五亿中国人的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人民吃不饱肚子，怎么称得上为人民谋幸福呢？一九五三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为了促进国家的工业生产，部分地区拿出粮田种植工业原料，比如棉花、油料等植物，加上几百万农民进城增加口粮用粮。从五三年二月到十月，国家粮食缺口达20亿斤。虽然新中国已成立四个年头，但粮食经营还掌握在私营粮商手中，粮食收获季节，粮商压级压价，谷贱伤农，青黄不接时，粮商们又哄抬粮价。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必须将有限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中，才能保证全国人民不饿肚子。因此下发了统购统销的粮食文件，使粮食有计划的进行生产、收购、销售。为了统购统销，管理粮食市场，国家设立了县粮食局，乡粮食管理所和粮站。农村所有的余粮全部出售给粮站。使粮食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私商一律不得经营。

城镇居民称为供应户，按户口本到粮站购米面，幼儿每人每月七斤细粮，学龄儿童每人每月十五斤细粮，成人每人每月二十五斤细粮，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三十五斤细粮。城镇居民也可以用户口本到粮食管理所领取粮票，到商店购买粮食制品，或到饭店、食堂用餐时，在付款的同时，还要给粮票，没粮票钱再多也吃不着饭。

那么农村人口每人留多少口粮合适呢？乡里传达中央文件后，让各村村长、农会会长发言。那时的基层干部都刚在扫盲夜校学识字，但积极性很高，都仇恨旧社会，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宁左勿右。例如阳山村农会会长张洪庚的叔叔张三车被日本鬼子杀害，村长孔庆茂的哥哥孔庆盛被鬼子毒打后病亡，巨塘村农会会长华扣林的兄弟华文是现役军人，周达村村长夏吉祥的哥哥夏大庚是烈士。所以在会长，夏吉祥发言时说，“农村人口每人每年留足稻谷三百斤足够了，农民么本来就是糠菜半年粮。计算时五谷杂粮有一斤抵一斤稻谷。山芋按六斤折一斤稻谷。即然周达村表了态，其他村也不甘落后。会议结束后，会长张洪庚，村长孔庆茂带领几个后生，一块田一块田的进行测产，秋收后又到村民家里，对粮囤进行测量换算，按一个立方三千五百斤计算。巨塘村由时任乡长张和川驻村负责，由积极分子侯小马敲锣召集群众卖粮，村民们互相攀比，都不愿摊孬，卖了过头粮。侯小马因卖粮积极，还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来统购统销是好事，稳定了粮价，农民收粮后不愁卖。可让这些会长、村长念歪了经。卖了过头粮，搞得村民们怨声四起。连贫下中农们都说：“过去在地主家干活，一天伙食有二斤细粮。现在一年三百斤稻谷折合细粮，每天只有七两，饿得前胸贴后背。那时人们伙食差，不过年，不过节，根本舍不得买荤菜，没一点肉腥，所以饭量很大。按照世界上公认的粮食安全警诫线，每人每年应拥有粮食800斤，（其中保括畜禽、水产养殖的饲料用粮）而乡里制定的是每人每年300斤，不足警诫线的百分之四十。

由于乡里在统购统销中征了过头粮，干群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栽秧时故意将秧把抛到干部身上，弄得你是一身泥。车水时，看到干部路过，故意将水车踩快些，把水泼到干部身上，弄得你一身脏水。过去几十年的党群关系是鱼水情，这时弄得很干尬。五四年的腊月，我妈生我坐月子，奶奶央求叔爷给我家多留二十五斤米，叔爷说：“干部家属不可以特殊化，你多留了，我怎么与群众做工作。

那年，我叔爷觉得当村长里外不是人，依了乡里，得罪了群众，依了群众，完不成任务。干脆辞职不干了，拿起泥瓦刀，做他的泥瓦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