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鄤对言官所起作用的分析：《御史周公传》（郑鄤撰）节录与今译

郑鄤对言官所起作用的分析：《御史周公传》（郑鄤撰）节录与今译

什么叫“言官”？言官是封建帝制时代，皇帝授予批评朝政、纠察百官权力的官员。普通言官的级别不高，只有七品，只相当于知县。但是言官掌控着朝廷的舆论，所以权力很大，即使皇帝，有时也对言官畏惧三分。

明代的言官分属两个系统，在都察院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分别对应十三个省份，也兼管着对于京城其他衙门的监察。都察院的长官是都御史。另有六科给事中，分别对应吏、户、礼、兵、工、刑部而设六科，每科都有给事中若干人，长官为都给事中。六科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

周宗建，字季侯，号来玉，明代吴江县人。万历癸丑年成为进士，做了两任县令，因为有政绩，调入京城当御史。天启六年，他被阉党逮入诏狱，迫害致死。崇祯元年平反，赐祭葬，赠太仆寺卿。所以郑鄤为他写的传记全称是：《赠太仆寺卿御史周公传》。

兹摘录有关内容如下：

【予尝论国家事。委婉调剂，使几微得转于宥密者，大臣事也；明诤显谏，使公论不冺于天下者，言官事也。有一事即有昌言之者，则朝端之耳目醒，而奸人亦有所顾忌而不敢肆。所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也”。】

上面这一段话是郑鄤发表的议论，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我曾经论述国家大事的处理问题。对不好的事情刚露出苗头，就在暗中委婉地调整、整合，使之得到解决，是大臣的职责。而在明面上进行争谏，使得公论在天下不会被泯灭消失，这是言官的职责。凡有一件事情出来，就有人站出来发表正直的、毫无顾忌的言论，那么朝堂之上就耳聪目明，使得奸臣有所收敛、不敢放肆。这就是所谓，“奸臣刚刚开始露头时，用谏官的议论来挫败它，是绰绰有余的”。

笔者认为，郑鄤这番议论是中肯的。既指出了大臣和言官的职责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又指出需要有言官的公开议论来端正朝堂上的风气。当然言官因此很容易得罪人，一旦奸人得势，言官最可能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周宗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阉党在天启六年开始大肆迫害东林党人，首当其冲的是杨涟和左光斗等六君子。到了次年，周宗建就被逮进镇抚司，倍受酷刑而死。那么魏忠贤为什么没有忘掉他呢，因为周宗建上的反对魏忠贤专权的奏章，时间最早，数量很多。郑鄤在《赐太仆寺卿御史周公传》里，列举了周宗建上奏章反对阉党的情况，我下面就不录郑鄤的原文，直接译成白话：

天启元年九月，上宫禁举动难亵疏，第一个弹劾奉圣夫人客氏。二年的四月，上历陈阴象疏，首次弹劾魏忠贤。三年的二月，两次上疏弹劾魏忠贤和外臣郭巩互相勾结，借用机会，铲除善良正直的臣子。四月上疏直接陈说厉害，请求罢免太监刘朝的监军职务，不要让太监统领边境的部队。七月，又有循祖制疏，弹劾司礼太监王体乾。这些都是别人看到了却不敢站出来反对的事情啊！

最后笔者谈三点看法。

其一，周宗建是一个政治敏感性很强而且十分正直敢言的官员，他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二，郑鄤认识到言官所起作用的有限性，言官的舆论主要起端正朝堂风气的作用。解决重要问题还是需要依靠中枢的执政大臣。郑鄤没有提到皇帝，因为那个时候，臣子是不可以随便议论皇帝的，而实际上皇帝才是最终的决策者。例如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后，首辅叶向高就乘机规劝天启皇帝辞退魏忠贤，但是天启不可能听从他的意见啊。叶向高就只能辞职了，辞职既是自我保护，也是无声的反抗。

其三，根据史料进行分析推测：郑鄤对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期许是正直敢言。他在翰林院读书的时候上《谏留中疏》证实了这一点。崇祯八年他进京补官，途中登泰山时写了一份奏章，同样是自我期许的体现。当然，郑鄤付出的代价是很惨重的。笔者认为不能单纯怪郑鄤在政治上的幼稚，而更应该怪他所处的时代太糟糕了。他的对手温体仁是阉党余逆，阴险毒辣而且手段高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经过阉党之祸，人们对崇祯帝的期待太高了，希望他成为中兴大明的英主。但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他努力了十七年，反倒成了亡国之君。而郑鄤，成了提前为大明殉葬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