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邑名都”的遗憾【下1】

“八邑名都”的遗憾【下1】

——常州纂修《（乾隆）常州府志》夭折之始末——

谢达茂

就此事件责任而言，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李某本人或粗心大意、或敷衍了事；再则是卢文弨与写手之间的交流不多，业务指导不够。归结到问题的根子上，还是知府李廷敬的决策失误，仓促上马，凡例不详，要求不严，各为其事。当然，问题虽然发生了，也无非是吸取教训，从头再来。在当时情况下，总裁卢文弨只需召开会议商量解决办法。漏修科甲虽为大事，但补救并非难事，只须把后面95年的举人、进士补上。然而，由于卢文弨处理问题太是情绪化、简单化，致使《科甲志》事件的风波进一步扩大，从业务层面蔓延到人际关系层面，由此影响到志局与纂人员的团结。赵怀玉在《与志馆总纂卢学士书》中记述：“自六月以来，旧疴时发，兼之暑气郁蒸，出门数武，头目作晕，是已久疏攀谒。日者偶至志局，见先生榜书局中，责郡城士夫，并责某于甲科一门献替不当。读之惶恐，无已覼缕苦衷，不敢求白，而又不能遽默者，惟先生垂鉴焉。” （见《亦有生斋集》卷一〇）意思是说，卢文弨在志局贴出布告，斥责当事人和常州的郡城士夫，对待修志很不负责任。

卢文弨的榜书（布告），可谓影响极大。影响更大的是他又未和志局人员通气商量，在对李某表示极为不满的同时，未经志局商量就临阵换将，任命他的弟子臧庸重修《科甲志》。从志书质量计，卢文弨此举未尝不可，出发点是好的。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古代文人尤重“立言”，能够在府志版权页上留名是莫大的荣幸。而卢文弨就《科甲志》问题的“榜书”和换人，无异是剥尽了当事人的面子，剥夺了赵怀玉和志局众写手发表意见的权利。

臧庸在《科甲志》的把关上，很有成就感。再则，卢文弨对臧庸特别看重；臧庸对卢文弨特别尊重。卢文弨先题自己的室名为“抱经堂”；臧庸后题自己的室名为“拜经堂”，一“抱”一“拜”，足见师生之间取向之同、情谊之深。在这一阶段仅一年的时间内，卢文弨先后为臧庸的《尔雅汉注》《礼记解诂》作序。由此，臧庸对卢文弨感恩戴德，唯马首是瞻，现在既然先生一声召唤，那么必当全力以赴。于是，臧庸放下手头的经书，接任为《科甲志》分纂，以此报答恩师的知遇之恩。臧庸就接手《科甲志》一事，在其《拜经堂文集》中《与赵味辛舍人书》上有这样的描述：“乃以研经之功一月力为之，考证数百十事。卢文弨见之喜，手书嘉之。” （《拜经堂文集》卷第三）意思是臧庸搁经拾志一个月，得到总裁表扬嘉奖，更有成就感。

如果臧庸受命重修的《科甲志》志稿完美无瑕疵，别人也无话可说。而恰恰是赵怀玉在审阅臧庸所修《科甲志》时，质疑其中也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他在给《与志馆总纂卢学士书》中用专节记其事：“先生来常州，某首荷眄睐，不以共谫，进而教之，或献芻荛，蒙采纳，每感渊乎若谷之意。故凡可尽力者，亦必为之。前钱树参大令以甲科门见示，述遵旨或有未详，不妨各抒所见。某无前代登科第录，乃以清本属之。大令厘将近科草稿略一展阅，见臧君在东条系近人履历舛讹不少，县分及中式前后亦多与体例未符。既辱諈诿，又忝参订之末，恐臧君密于考古，疏于证今，故宜蹈多言。”（见《亦有生斋集》卷一〇）赵怀玉此信函，简单地说有三层意思：一是表态，说自己对卢文弨来常州，甚是顾盼欢迎，而且有所受教，很感动，所以自己凡事都很尽力；二是提议，钱树参大令主动送来了他整理的“甲科门”，对此质量如何？大家尽可各抒己见；三是质疑，钱树参大令发现了臧庸所修《科甲志》中有许多错讹，如志中人员的籍贯，到底是武进县还是阳湖县人？有很多与体例不符，这恐怕是臧庸疏于考证而造成的。赵怀玉信中所举钱树参大令，即常州名士钱维乔(1739―1806) ，字树参，季木，小字阿逾，号曙川，又号竹初，半园、半竺道人、半园逸叟、林栖居士等。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先后任浙江遂昌、鄞县知县。学贯古今，诗文博瞻，工书善画，精于音律。他在鄞县任上曾主修（乾隆）《鄞县志》30卷，对方志纂修有一定造诣。

或许是卢文弨将赵怀玉信函的内容告诉了臧庸，也或许是赵怀玉曾经在公开场合发表过同样意见，反正是臧庸知晓了这件事，他对赵怀玉的质疑很不认可且很反感，随即针锋相对，致函加以反驳辩白：“臧堂本无意为官书，重违总裁卢学士，移研经之功一月，力为此事。于旧府志、各县志、省志、登科录、题名录及宋元文集，外复参阅全史而后定，中间考证数百十事……乃闻高论以为讹谬尚多，切所不解，恐未深察，故敢以区区私说进。” （见《拜经堂文集》卷第三《与赵味辛舍人书》）意思是说，我臧庸本来忙于研经著书，并不想来参与修志，所以曾经违拗卢先生的意愿，到后来才答应的，并且很努力。为了《科甲志》，我查阅了许许多多的文集、志书，还对 “数百十事”进行了很认真的考证。而你赵怀玉，居然说我“讹谬尚多”，对此我很不理解，恐怕是你没有深入了解，就将自己的私见呈送给总裁。从以上两封信函各自陈述的内容来看，赵怀玉和臧庸之间的争论，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十分情绪化了。赵怀玉旨在维护钱维乔和常州诸写手；臧庸虽然也是常州人，但他维护的是自己和恩师。

事件发酵到这一步，作为总裁的卢文弨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处理的办法既可私下交流以调解矛盾，也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辩个明白，无论是赵怀玉、钱维乔还是臧庸，大家就甲科而论甲科，对的接受，错的改过。但是，卢文弨没有这样做，他对臧庸《科甲志》中是否有错讹，不作是非判定，不作对错裁决，而是一味地以总裁的身份，责怪臧庸之外的常州众写手。对此，众写手认为卢总裁是非不分、偏袒不公，赵怀玉在《与志馆总纂卢学士书》中对卢文弨抱怨说：“就管见陈渎，私心以为言之而当，或邀许可；即不当，亦必明示。乃先生不显斥其非，而以漫从教道相责，岂未揆其夙心耶？抑实谅之而姑假此以发端也？” （见《亦有生斋集》卷一〇）赵怀玉此番言语中的 “不显斥其非” “漫从教道相责”等句，已经充满了火药味，致使矛盾进一步升级，后来竟然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由此为府志纂修的最后流产种下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