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邑名都”的遗憾【中2】

“八邑名都”的遗憾【中2】

——常州纂修《（乾隆）常州府志》夭折之始末——

谢达茂

三、臧庸与赵怀玉“甲科门”事件的纠葛

武进名士臧庸（1767—1881），初名镛堂，字在东，又字东序，后改名为庸，字用中，一字西成，室名拜经堂。从卢文弨学于龙城书院，并与钱大昕、段玉裁等共研学术。其精于经学，剖析精微，有独到见地，是卢文弨的得意门生，被卢誉为“天下校书第一” 。当时，武进、阳湖两县的与纂者（写手）已经到位，各自领取任务后着手检阅资料，准备编纂。而臧庸正忙于校经，自己的《尔雅汉注》即将进入杀青阶段，本来无意进入志局奉事，是恩师卢文弨把他拉进了这个圈子，由此卷入《科甲志》是是非非的旋涡中。是非起因，是由于编纂体例上的分歧。

业内人士皆知，志局开设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总裁拿出纂修府志的大纲，然后呈送主修者（知府）审阅。通过审阅之后，总裁再按照大纲钩划区分，发凡起例，分门别类，并列出纂修条例，写手则按照条例施行，这就是所谓的“遵凡依例，有条不紊”。

前文已述，由于洪亮吉的坚持，李廷敬的拍板，造成在时间上十分仓促，所以在（乾隆）《常州府志》开纂前，在纂修体例方面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有不尽到之处，也就条例不明。条例不明则紊，仅举两例：据赵怀玉《与卢召弓（文弨）学士书》：“承示修志呈稿，极为详瞻，可送府公（李廷敬）审定。惟郡志之修，自咸淳创始后，有明三踵其役。一修于洪武，谢子兰（应芳）为之；再修于成化中，王文肃为之；三修于万历末，唐少卿鹤征为之，是成化之前有洪武，后有万历也。今但举成化，似有挂漏，惟先生裁之。” （见《亦有生斋集》卷一〇）赵怀玉书中的意思，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大纲是很好的，问题是存在的” 。他先以一句“极为详瞻”给于肯定，然后指出大纲中准备以《（成化）毗陵志》作为底本，提出“似有挂漏”的疑议。纂修府志，必须要检阅前代历届所有志书，有定论的则收入；有谬误的则纠正；有疑问的则考核；无法考核的则存疑，这是保证志书质量的关键。而卢文弨所拟大纲，在参阅志书的要求方面，仅“但举成化” ，应该说这个“但举”是不完备的。

除大纲之外，各部类的纂修体例亦很重要，如果不明，难以施行。对于卢文弨的发凡，赵怀玉曾书函说：“且得先生凡百指示，甚善，甚善！但中间异同颇多。”赵怀玉先说卢文弨发凡的优点，然后再说“异同颇多”的缺点，缺点的例子是作为府志属志的《艺文志》。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卢文弨亲自捉笔，补辑《艺文志》，并嘱臧庸相助附佐。而此时的臧庸正在校勘他自己的著作《毛诗注疏》，他遵师嘱附佐，但不知道《艺文志》的纂修体例，所以无所适从，故而以信札方式向卢文弨请示：“去冬浏览郡志，见艺文不录书目，只集诗赋杂文，心窃非之，慨然有补辑之意。昨进谒，知已创此例，且命相助成之，但未请体制何若？有录无书者亦当载否？已采者何书？未采者何书？幸复示之，庶有所遵循，以竭其心力也。” （《拜经堂文集》卷第三《上侍读学士卢召弓书》）卢文弨“命相助成之”；臧庸“但未请体制何若” ，由此足见当时的情况比较无序，发生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府志开纂一年，若干部类已成志稿，就在此期，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甲科门事件”。

古代修志设志局，与纂人员平时不用在志局坐班，而是各自在家中按分工部类编写。时有与纂者李某，送呈他分工纂修的《科甲志》稿。志局在通稿时发现，李某所纂《科甲志》中的入志人员，只是摘录前代志书中的入志人员。或卢文弨曾将李某的《科甲志》稿交与臧庸审阅，是臧庸发现了志稿中的问题。臧庸在他的《拜经堂文集》中有记载：“李君所修甲科，祇将陈《志》录一过，缀以《县志》及《科第考》两书，即唐志亦未之及。陈《志》至康熙甲戌止，李亦至康熙甲戌止，其他可知矣！” （《拜经堂文集》卷第三《与赵味辛舍人书》）也就是说，李某分工纂修的《科甲志》，只是摘抄陈玉璂所修《（康熙）常州府志》中的甲科，缀辑《武进县志》和《科第考》中的内容，而连唐鹤征纂修的《（万历）常州府志》上的资料都未采集。陈玉璂修的《（康熙）常州府志》甲科，截止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李某分纂的《科甲志》也是截止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如此，常州自康熙三十三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 共95年间的举人、进士，均未进入李某的《科甲志》稿。这样重大的失误，为历代修志所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