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明末书生误国》之我见

清凉黄昏按：这是我发在“豆瓣读书”的一篇读史笔记，时间在2018-07-29 14:38:13，网名用的是“青林新世界”。因昨日在该网页看到信息，说是该文有几个人点赞，就查阅一下总体情况，至今累计阅读数为1977。于是想，何不发到龙博来。

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是清代乾隆嘉兴年间三部著名的历史考证著作之一，另两本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而赵翼在考证的基础上尤重于议论，展开史学批评与历史评论，对后世的影响独领风骚。

就前代历史而言，晚明距清最近，对于晚明的政事得失，《劄记》议论尤多。赵翼能够不落俗套，独创新的见解，而且言之成理，使人信服。如其中《明末书生误国》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

赵翼以“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一句引领全文，先举南宋和议之事为例，然后剖析明末形势，认为言官盲目反对议和，导致明王朝错失良机，最终亡国，从而得出明末书生误国的结论。

崇祯朝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如能与关外清兵议和，则能腾出精力转事对付农民军，那么历史的走向可能有所不同。

赵翼指出当时两国之间对议和的看法基本相同：“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注意：赵翼是清代人，是清朝的官，所以说清朝是“我朝”，称皇太极为“我太宗文皇帝”。）

对于崇祯帝有意议和，赵翼举出了前后的经过为证。和议之策，崇祯帝最初是与杨嗣昌密谋，时间在崇祯十一年。但赵翼也写出了当时崇祯帝的态度并不坚决，当然他是引《明史》内容为证：

卢象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

崇祯帝的话，意思就是议和是外廷的议论，我没有这个想法，你去和杨嗣昌商量吧。

这一次的议和想法没有实际进行。卢象升却因为与杨嗣昌和战意见不同，发生了争论，后来备受牵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清兵决战，战死疆场，使明王朝痛失一员良将。

卢象升本来在和农民军打仗，很有战功。他被调来和清兵作战，这事就说明如能与清议和，对明王朝镇压农民军十分有利。

到了崇祯十四年，洪承畴兵败辽东，形式越来越严峻，次年崇祯帝才正式接受陈新甲的议和意见，但嘱咐陈新甲暗中进行，不要泄露消息。

在陈新甲的推荐下，崇祯帝派出兵部主事马绍愉为议和使者，给他加官为郎中，赐二品服饰。可见崇祯帝对于与清国和谈的重视程度。

当代历史学者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著作《景山游魂崇祯帝》中指出，清廷对于明朝暗中派出的议和使团“表现友好，盛情款待”，皇太极当时要价并不高，目的是获得一些土地和钱财，“只要和议可成，仍愿尊明为上国，自己仍居属国地位”。

可见双方都有议和的意向，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也可见崇祯帝保住江山的最后一线机会还是有的，但是错过了。原因是陈新甲的家人无意中泄露了暗中进行的议和，引来外廷舆论哗然，崇祯帝拿陈新甲做替罪羊杀了，和议大门随即关闭。

赵翼所指书生主要是哪些人呢？虽然他只提到兵科给事中方士亮、倪仁桢、朱徽等。但是他们几个只是代表人物，给事中是言官，负有监察百官、议论朝政的责任。

广义上的书生该是指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在朝廷有着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官员，由于这些书生所讲的都是孔孟之道、忠孝节义，所以听起来颇有道理。但是如果用来治理国家，应对复杂的军事斗争，则往往无补于国事，而且会干扰统治者的决策。因为这些书生缺乏治理国家的行政经验，更不用说政治军事上的大局观了。

反对议和的不只是方士亮等三人，赵翼说“朝论纷呶，是非蜂起”，可见当时反对议和的声浪之高，持书生之见的人为数不少。

赵翼的议论固然颇有创建，然则我另有所思。

所思者何？以皇帝之尊，手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会被几个言官的奏章所左右，欲议和而不能？

在帝制时代，虽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一言九鼎，并非毫无制约。例如言官的进谏，皇帝也畏惧三分。海瑞把嘉靖皇帝骂得狗血喷头，嘉靖没有杀他。

言官可以风闻奏事，说错了一般也不承担责任。况且当时的读书人抱着一种愚忠的心态，犯言直谏的官员，即使被皇帝杀了，也会名留青史，而皇帝则会被历史记上乱杀忠臣的罪过。

可见明代的言官制度也是利弊互见，问题在于君主如何掌控，使言官的舆论服从于政治军事大局。而崇祯帝恰恰缺乏这个能力。

崇祯帝缺乏这个能力，并不是因为他的耳朵根软，听到不同意见，就会觉得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无所适从。他是有主见的。他所缺乏的是一种担当精神，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国家大事和道义应该具有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其实和议之策最早起自袁崇焕。袁崇焕守辽东，就有“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袁崇焕下狱，开始给的两条罪名，一是杀毛文龙，另一就是“擅主和议”，后来才以通敌罪名处死。从此以后，言和者即卖国，主战者即爱国，这种认识成了讨论辽东战事的一种既定模式，大臣和言官们都在这一模式内行事，包括崇祯帝自己。

既然后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策略也应随着改变。从这一点看，杨嗣昌、陈新甲等是有见识的，崇祯帝接受他们的意见也是顺应了时势的需要。但是他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把旧有的、不适合的模式改变过来。

崇祯帝一方面想议和，一方面又怕公开，处置完全失当。大学士谢升对言官们讲，你们不要多说了，议和是皇上的意思。言官不相信皇上会这么说，于是弹劾谢升，崇祯就把谢升罢官。言官弹劾陈新甲，崇祯帝下旨责问陈新甲，希望他一个人把事情扛下来。陈新甲认为这事自己有功，不愿代皇上承担过失，就把真情抖搂出来。这下就完蛋了，崇祯帝拿他做替罪羊斩首。

如果崇祯帝敢于担当，内阁成员也予以支持，君相一体，阐明政策主张，则言官的舆论自然可以平息。遗憾的是崇祯帝没有这个能力与精神。

读《廿二史劄记》的《明末书生误国》，我因而慨叹，君主必定是自己的思想先进入了误区之内，才会在错误的舆论面前畏首畏尾，最终导致亡家亡国的惨剧，崇祯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