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全媒+丨“哭墙”前的祈祷

何伯良最后编辑于 2021-12-13 2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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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全媒+丨“哭墙”前的祈祷

国家公祭日前，“哭墙”前的家祭又成为一座城市的“泪点”。

　　“您离开我们已经84年了，真的特别想念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说。

　　家祭仪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义隆、谢桂英、马庭宝等在家人的搀扶下一一献花，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摩挲着“哭墙”上亲人的名字，倾诉生死相隔84年的痛楚。

　　“哭墙”，位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角。1995年刚设立时，长43米，高3.5米，刻有3000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26年来，“哭墙”经历数次增刻，姓名增至10665个，长度也增加了约一倍。

　　这面墙是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个名字是他们共同的碑文。

　　2016年12月10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名遇难者遗属指着“哭墙”上新增的姓名。新华社记者李响摄

　　幸存者夏淑琴不识字，但也多次用毛笔蘸着黑色墨汁为7位家人的姓名“描红”。1937年12月13日，她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老人一边描一边说：“家里人的名字，一笔一划我都记得。”

　　“我父亲那时只有9岁，根本无力给亲人收殓。”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告诉记者，因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墙上，父亲把纪念馆当作另一个家，难受了就来看看。

　　兵荒马乱之时，人命如蝼蚁，总有亲人寄希望于你生还，总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被遗忘。近年来，“哭墙”一再延长，但速度却越来越慢，2020年、2021年已经连续两年“停更”。

　　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一开始每次增刻的姓名数以千计，比如2010年延长了26.5米，新增姓名1655个。但到了2016年，增刻110个；2017年，20个；2018年，26个；2019年，1个。2019年11月29日上午，新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周万荣的名字被刻上“哭墙”，成为墙上第10665个名字，也成了墙上目前“最新”的名字。

　　死于那场惨案的人数多达30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最终宣判。30万个同胞的姓名，为何无法都在“哭墙”上出现？

　　《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深知过程艰辛。14931张卡片，这是姜良芹及其团队用8年时间，到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赴中国台湾的相关机构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资料制作而成。每张卡片标明姓名、年龄、住所、职业、籍贯，对遇难情形如被害时间、地点、方式及资料来源等也有简要记录。

　　“当时，不论是战后针对日军暴行的敌人罪行调查表，还是抗战损失调查表，都有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说，尤其是日军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有很多家庭满门被杀害，这样的家庭几乎不可能留下事后的档案、口述内容。

　　为了让每一个同胞“找到”姓名，很多人仍在努力。

　　1983年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学者孙宅巍，将毕生精力放在了“人数”这一关键问题上。“目前整理名单的来源主要是战后的市民调查记录，但放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没有任何亲属，无人替他们申报。我已经在一些遇难将士名录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进一步研究确认。”

　　姜良芹也仍未放弃，“因为抗战后进入内战，遇难者相关资料很多下落不明。如果两岸史学家能共同研究，更多受害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见天日’。”

　　张建军说，收集遇难者的名字，为遇难者降下半旗，为每一位幸存者录下影像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微观历史的研究工作中。这不仅有助于唤醒和构筑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反映了国家对个体生命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