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是说谎，摄影师是选择！

和阿戴的识交，是在宝光的书摊。

彼时，宝光介绍：这是戴文伟，摄影家协会XXX，原常州日报XX部XX。讲真，最讨厌的认知，从头衔开始。

头衔一大堆的人，容易有毛病。傲气、自以为是、俯视的姿态……，这一切都是我所鄙弃的。

其实，对于阿戴，也不算完全陌生。在单位，很久之前就听说过他名字，只是没交集而已。当年他和向阳兄做的一本杂志《江南心》，挺文艺也挺有质感。喜欢。不知道为何最后突然停刊了，这也不奇怪，文艺嘛，一直在找死的路上。

与阿戴喝过三次酒，酒品没问题。我固执地认为，酒品不好的人，做人基本有问题。我一般不写有问题的人，除非批评。

阿戴的职业生涯，摄影一直贯串其中。

我对摄影一窍不通，也没那喜好。什么构图、什么景深、什么光圈、什么曝光，对我而言，不啻于对牛弹琴。所以，从摄影作品角度来评述阿戴，我肯定不够格，也丢不起那脸。

但作为一名摄影师或摄影家，其作品反映的理念，我觉得是共通的，应该是符合普遍人群的价值观的。比如扬善惩恶，比如启迪心灵，比如理想呈现……

村上春树当年在耶路撒冷的演讲：小说家都是谎言家，但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小说家之所以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是因为用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换而言之，小说家是以虚构的情节去揭露社会不堪的一面。那么，摄影师们呢？似乎不遵循这个法则。他们在于选择，毕竟，画面的存在是真实的，即便摆拍。选择何种角度表现作品，这决定了一名摄影师的内涵和格局。

南非摄影师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女孩》，获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但他却因为这张照片背负舆论压力，忧郁自杀身亡。他错了么？他没错，相反，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摄影师。好多人指责他只为拍照而不去救助那个濒临死亡的女童，这些都是道德绑架。

饥饿与死亡，并不会因为卡特救助了那个女童就消失。世界化的问题，怎么可能靠摄影师拍或者不拍某张照片而解决呢。恰恰相反，正因为这张抵达人性的照片，最终把世界暗黑的一面呈现世人面前，被高度聚焦。

眼下的环境，无论文字，还是图片抑或视频，都被要求赋予正能量属性。我觉得这是存疑的，正能量无可厚非，但负能量就一无是处了吗？

从世界范围内讲，摄影大奖作品很多是表现悲惨的，因为悲惨能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东西，从而能带来真正的思考，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好比坏消息就是好新闻一样。

而那些正能量的东西，虽然足够喜闻乐见，但在反思层面是极其肤浅的。

今天看到朋友圈有人发：写你的人已经死了，扮演你的人也死了，唯独你还活着。你无处不在，阿Q先生！

深以为然。

10月23日，阿戴的“逅疫情时代——影像日记”开展，我想去捕捉一下，那些关于生命、关于尊严、关于信仰的画面。

不见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