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作品侃国学【十八】

陈平作家侃国学【十八】

从宋代造假特多延伸

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在中国的古代也是一样，虽然有法律的严厉禁止，但假冒行为始终就没有停止过。最盛行的有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北宋末年，一个是明朝万历年间。

明朝时候，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走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更加浮躁，造假欺诈行为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明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控诉这种造假之风：“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的确，许多不法奸商，为了逐利，“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造假手段层出不穷，真是骗你没商量啊。除了物品造假，明末各种骗术也大行其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使得文人墨客就有了写作素材，于是，张应俞的世情小说《杜骗新书》诞生了，书中讲述了84则骗术案例，譬如美人计、掉包计、苦肉计、连环计、提罐、扎火囤、放白鸽等。这简直就是一本民间骗术总集。

据史料记载，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经济最繁荣时代，不过也是造假水平较高的时代。譬如把死马肉当獐鹿肉卖，散茶里掺枯草，甚至连给皇帝的贡品茶叶中也难以幸免。
    还有造假钞者非常猖獗，南宋时，四川有一个大型犯罪集团，专印假钞，一下子被官府查出三十万张假钞，虽然犯罪分子被官府一网打尽，但面额巨大已流入市场，情况与当代有人铤而走险，频频制造假币，倒卖假古董与假文物一样。 宋代是书画大发展，书画收藏全盛，而书画的作伪，也进入全新时代，所以成为书画辨伪、鉴定取得新成就的时代，也是自上而下造假成风的时代。

为何宋代造假较多？根源在于帝王带头造假，倘若查遍中国古代史，像宋代这样从政治到文化经济、从帝王到民间造假恐怕也是最多样的，譬如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是造假的典型。

作为后周世宗柴荣“殿前都点检”(国防部长)的赵匡胤，既无显赫家世，又无赫赫战功，仅凭他所在的位置和与柴荣的特殊关系，恰逢柴荣英年早逝，幼主时年仅七岁。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正好砸在他的头上，在其弟赵匡义、军师赵普、铁哥们李处耘、高怀德、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秘密策划下，黄袍加身，拥戴他做了皇帝。把柴家的孤儿寡母赶下台，待幼主长到二十岁时被赵家害死。皇帝当得不光彩，上上下下自然会有微词，如何平息舆论？就编造神话造假罢，建隆初(960)有周至县民张守节出来说自己游终南山时，听到空中有神人招呼他云，我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授命卫时，乘龙降世。这无异于昭示天下，赵匡胤做皇帝，是受到玉皇大帝恩准并派天神加以保护的。

赵匡胤以接受尊号的形式，默许了这则神话。他假惺惺地说，臣下再三“猥加徽号”，我实在推脱不掉，只得勉强接受，“尊我以‘应天广运’之号，加我以‘仁圣文武’之名，复兼‘至德’之称。”他的重孙宋真宗赵恒，也是一位编造政治谎言的能手。    

景德元年(1004)，在寇准等主战大臣的坚持下，反对迁都，挟真宗御驾亲征，在重创辽兵的情况下，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引起了诸多武将和一些文臣的不满。为了平息众怒，宋真宗先是罢免寇准，在罢免寇准之后，又拿出政治造假的本领。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宋真宗在崇正殿对辅臣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光明满室，敬视之，次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王旦等人上表请封禅泰山。宋真宗早有此意，就在崇政殿促召辅臣说，朕五月十七日夜，忽梦前所睹神人言，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宜斋戒祗受。”与群臣一起造假哄骗老百姓。

皇帝带头造假，不法之徒当然也就不甘落后，北宋末年，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记述，“今市中货物奸伪，无过于汴京。”有个故事可以佐证。汴梁城有一个卖花的老大娘，挑着一担鲜花沿街叫卖，这鲜花远远看上去十分的鲜艳。但购买者连盆买回家，过不几天发现花都打蔫了。仔细一瞧，原来这些花都是插上去的，不是栽花，而是插花。由此看来，如今流行的插花工艺，说不定还是宋朝的这位老太太发明的呢，可惜其后人没有申报专利，要不然，她也会像发明纺织机械的黄道婆一样，“青史留名”了。

南宋学者袁采在他的著作《袁氏世范》中记载，宋代不良商贩为了牟取利益，专门给鸡喂沙子，给鹅羊充气，在盐里掺灰，让粮食受潮，往肉里注水来提高利润，其手段真是令人发指：“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如米麦之增湿润，肉食之灌以水。”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即便是今天，也依旧有人靠着这些手段来赚取黑心钱，除了上述手段外，还有些黑心商贩，甚至用死马肉冒充鹿肉、驴肉来卖。北宋时，开封曹门外便有一家地下黑作坊就专门靠收购死掉的马来盈利。这家作坊的老板，他把收来的死马先腌制好放入泥罐埋在地下，然后隔天再弄出来和着豆豉一起蒸熟，以此消除死马的腐朽味。等到这一步工序就绪后，老板再将马肉熏制、晾晒制成肉干，冒充鹿肉、驴肉在市场上售卖。

南宋遗老周密在他的著作《癸辛杂识》续集下里，便记载了黑心商人用“死马杀人”的事：“凡驴马之毙者，食之，皆能杀人……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肉为之，不可不知。”

不过，宋朝造假的人虽然多，当时的法律对于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却管制得很严：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宋建隆详定刑统宋刑统》宋承唐律，因为早在唐朝起，这条法律便开始实行了）这条法律涉及了三种关于食品安全不同程度的追责规定，第一种食物引起人中毒需焚毁剩下食物，第二种明知故犯使人生病者剥夺自由并强制其服劳役一年，第三种有问题的食物致人死亡后，卖食物的人以故意杀人论处判死刑。

面对着如此严肃的刑罚，除了到处游走的流水摊子外，很少有人敢公然在白天摆摊售卖。由此，不少商贩便盯上了在夜间经营的“鬼市”。

所谓“鬼市”，其实和我们现在的“夜市”差不多，只不过这里面卖的东西，如果不是行家的话，是很容易受骗的。

《宋朝事实类苑· 何楼》 记载， 宋朝初年的时候，“京师有何家楼，其下卖物皆污滥者”，这个“污滥者”也就是指的假货、劣质品了。

 其实造假现象不仅在宋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虽然历朝历代都出台过一系列法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有些法令还相当严厉，但遇到地方官员有法不依，法律再严也成遮丑布毫无作用，况且地方上再出现像赵匡胤，赵真宗这样的政治造假者在当政，假货能不铺天撒地吗？

从宋代至今，假货横行，一方面是其中的利润很高，使得不少商人愿意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便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很难去鉴商人与奸佞者的话语是真是假，譬如出书，著者与编著者的区别；著，在于言人之所未曾言，能发挥自己的独到见解，有开创，创新的性质。编著,仅仅是在整理别人已有的成果。但个别人还就搞不清，一些沽名钓誉者就趁机把别人的著作汇集出版，然后大摇大摆地说是他出了本书，幸亏大家洞察秋毫，对此嗤之以鼻。再如当今的文玩市场，更让人真假难辨，受骗上当者也只能自认倒楣，实例可谓举不胜举，就此衍生的假专家也不在少数，有的还窃取某些地位到处招摇撞骗。讲到这里，又引起个新的话题，那就是，谁是中国当今时代的文物真正鉴定专家 ？据了解，在中国，目前被人称为文物专家的大致有三类人。

第一类，是出身于北京琉璃厂的一批老人，他们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从解放前开始，就在古董店当老板或帮人收货卖货，解放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聘用到国家文物局或下属文博单位、各省市文物局或文物公司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积累了较强的实战经验，在圈内被称作“实战派”，其中也不乏成为国之大家者，如公私合营后进入故宫的陶瓷大师耿宝昌、孙瀛周等人。

第二类人为“学院派”，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有大学以上学历，有的还与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专家，如已故的陈万里、冯先铭先生等人有着师承关系。这部分专家大多分布在故宫、国博和各省市文博部门，有的在大学任教。

第三类人被称作“考古派”，顾名思义，指的是从事考古工作的专业人员。近年来，市场太火，他们不得不频频被请出“冥界”，来到人间鉴宝凑热闹。

有趣的是，当记者分别采访3类专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时，他们竟然彼此做出这样的评价 ——

“实战派”说：“他们(学院派)只会搬书看物，不知道作假的人也是按照书本上写的内容去仿造！看来看去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谁比谁高明？那些考古队的人跟普通民工没什么区别，只会跟在盗墓贼的后面捡破烂，能认得出好东西来？”

“学院派”说：“什么实战派，都是一群没文化的店小二，连三皇五帝夏商周都搞不清楚，还能给人识朝断代？看什么什么真，那些考古队的人则看什么什么假，只会认坑！你不相信就把他们自己挖掘出来的东西换个地方放，他去看了同样说是假的！”

“考古派”来得更加干脆，他们说：“什么学院派、实战派，都是一帮赝品推销员！靠开鉴定证书骗钱！”尽管各界都有“同行是冤家”这一说，但记者倒是觉得他们把该讲的话全都讲尽了。

究竟怎么看待中国的文物鉴定专家？应当划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以前，当时中国的文物市场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仅有一些国家特批的国营文物公司，经营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地“破四旧”、抄家流散到社会上，被文物部门收购或保管起来的一些无主物品。那个时候的基本情况是：“实战派”负责收购、保管社会零散文物；“学院派”则负责清理、著录各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同时还负责一些文物期刊的编撰工作；那时“考古派”的主要工作是进行田野考古和对少数由于各种原因暴露的古墓进行发掘、整理发掘报告。简而言之，在那个阶段，中国文物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保管、解读一些已知的文物，而且那种意义上的解读，多半仅限于制作展览卡片和说明书，所以很少会出错。

第二个阶段，是1993年以后，中国的文物市场开了闸，拍卖公司、各种名号的跳蚤市场铺天盖地而来，赚钱效应很快催生了文物制假、盗墓盗捞等行当，大量的出土文物、文物仿品和赝品充斥各地文物市场。这样，社会上开始出现专职文物鉴定公司，前面所提及的一些文物专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抢手货，充当那些社会化文物鉴定机构的骨干力量。刚开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低劣赝品，当然逃不出专家们的法眼。

可是到后来，问题出现了：随着造假者的知识化和仿古手段的高科技化，我们的专家越来越气力不支、招架不住，渐渐败下阵来。

原因很简单，他们缺少知识创新能力，同时加上受主观或客观条件所限，很难对原有的经验进行更新，审美水平仍然停留在对过去他们所见到过的那部分旧物的浅表认识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出土文物，许多都是他们前所未见未闻的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形而上”地视之为“赝品”、“假古董”。而面对那些形自他们所编著的图录，按照他们撰写的“鉴定方法”去配方、做旧的高科技仿造品，他们反倒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熟识如故，断为文物珍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文物鉴定专家的队伍迅速发生蜕变，一部分人退出市场，四门不出，以著书立说来维系权威与名声。另一部分人则仍旧混迹文物江湖，或成“帮界大侠”、或为“混世魔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京城一家鉴定公司的特聘专家对记者说：“真东西也好、假东西也罢，古玩古玩，不就是一个玩字吗？就算我把一件高仿品鉴定为真东西，谁有能耐挑出它哪个地方不符合真品的特点？”  

朋友说的是真话。我国原有的文物鉴定体系，似乎已经走进穷途末路。至今为止，我们未能建立一门能够解读历史、诠释古代遗产的中国文物学，甚至连一部像样的文物鉴赏著作都见不到，更不谈能如同广大收藏者所期望的那样，制定各个门类的文物鉴定标准，倒是大量混淆视听的“鉴宝秘籍”遍地都是，每天都在误导着名利场上的芸芸众生。

另一方面，现有能用于文物鉴定的科学测试项目，只是借用相近学科的某些仪器设备和手段，适用范围很狭隘，而且由于许多文物类别都没有建立相对完整的数据库，所以这样的“科技鉴定”基本上与“眼学”相差无几，对于送检文物，只能给出“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仅供参考”等等模棱两可的报告，加上检测者良莠不齐、居心不一，所得结论同样难以令人信服。

“眼学”和“科学”鉴定的同时失灵，不止是贻误市场秩序，还严重阻碍了我国考古学的进步。如今的考古挖掘，只要现场未能保持原状，就会引起各路专家们的口水战，陷入“不可知”的泥潭。而猖獗的盗墓贼们现在已经不太可能手下留情，给我们留下多少完整的古墓和遗址。河南安阳的“曹操墓”真假之争，就是鲜明一例。只要不是自己亲手挖掘出来的东西，哪怕是同门的师哥学妹所为，也都有“周老虎”假照之嫌，更何况有些实物还是从盗墓贼那里收缴过来的东西，谁敢拍胸膛打保票呢？

中国文物单位在鉴定方面闹出的笑话层出不穷，甚至扬名海外。2008年，在美国洛杉矶5家博物馆因非法收藏中国出土文物而受到联邦调查局搜查的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位郭姓华裔收藏爱好者公开向记者披露：中国某些知名大博物馆，曾经在世界各地回购古文物，有的经由当地官员引荐卖家，将一堆赝品当“国宝”高价买回内地，实在是丢人现眼。最后为了顾忌国家和博物馆的面子，只得将赝品丢进仓库，吃哑巴亏认赔了事！郭先生还说，其实，买卖双方都是专家，是真的不知交易品真伪，还是另有猫腻，只有他们自己与上帝知道。

不管是那种情况，丢脸的都是我们中国人。所以对某些自诩的“文博鉴赏专家”，我们是要充分警觉，千万不被所谓的众多头衔所蒙惑，尤其是对某些既不是实战派，又不是学院派，更不是“考古派”，完全是靠摆地摊诓人滚出来的新生代，更要引起警惕与抵防，其实这些长在文革中的半路贷没什么文化底蕴，除了会怕领导马屁混个头衔，对何谓文博根本说不清子丑寅卯，幸亏有党的英明领导人们才坚信，像宋代那种造假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骗子们的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