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我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一书，其中一篇写于1926年2月21日的《狗猫鼠》，让我对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有了更多的了解。
不得不说，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比较晦涩难懂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说，“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似乎其实他不是对猫抱有仇恨的，可为什么他却在文中又写了自己确实仇猫呢？还有那些关于“日耳曼人”、“弗罗特的精神分析说”……真的，一开始我并看不出这文章好在哪里，又有什么值得我可感的。
直到我的作文老师让我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认真剖析书里的每一种“动物”。
动物，就是人物。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鲁迅支持的“女师大”学潮，使鲁迅先生和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鲁迅先生的许多杂文揭露了他们的本质，由此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回应，在一些文章中，“现代评论派”讽刺鲁迅是狗，于是，鲁迅以笔为枪，在1926年写下了这篇《狗猫鼠》，反讽他们。
鲁迅先生的仇猫，是因为猫常常对主人极尽谄媚的本能，背转身来又常常欺凌弱小的鼠，这与“御用文人”不顾文人的风骨，一昧地向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这些主子讨好，却向着弱小的、即使遭遇欺压依然缺乏反抗勇气的平民百姓龇牙咧嘴的腔调相似。鲁迅的仇猫，原来并非是真的讨厌猫，长妈妈把隐鼠的死归罪于猫，先生后来也知道自己其实是错怪了猫，但他“始终对猫没有好感”的性格，终是养成了。猫的两面性：一面奴颜婢膝，一面神气活现，使得鲁迅先生这样的正人君子对之极为鄙夷。
《狗猫鼠》，用三种动物的天敌状态，向我们描绘了鲁迅先生当时所处环境之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它用较为隐晦的语言写出了讽刺、写出了大义，也是因为这隐晦的语言，让身处在新时代的我更深地理解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辛——有话都不能好好说，非得让一位文学巨匠用笔作刀、作枪，来向黑暗的社会制度刺出，好期待从黑暗里流出血色的黎明来。
新北飞龙中学新七年级 杨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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