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中我的班

百度“常州市四中”，结果令我相当失望。都是些不咸不淡的废话、不痛不痒的屁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我曾经的母校就这么没名气，就这么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就这么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许多不舍、许多不甘、许多不忿，一瞬间大山一般压迫我心。那一个个曾经熟悉而又陌生了的名字，一如大运河水般在我脑海汩汩流淌；那一张张也曾亲近而又疏远了的笑脸，慢慢由模糊而变得清晰；那一段段也曾忽略而又记起的往事，蓦然在我眼前过起电影来。

作为一九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我曾在四中寄宿三年多，曾在那菁菁校园里学习、生活近五年，直到一九六八年底与之一笑而别。当然，我没有留级，我们班都没有留级，早在那年五月我们就通过毕业考试。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让我们的青春在四中无端羁绊俩冬夏。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当你当我当她当他当我们大家一起走进竹篱笆围起的四中校园，当我们穿过赫然写有“尊师爱校勤学守纪”八字校风的半墙，顺着紧邻老校门小洋楼爬上二楼走进教室，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一班，我们的心从此就都属于六六（1）了！

那时的常州市四中，面向的不仅仅是戚墅堰、戚机厂、戚电厂，而是包括武进东部的遥观、剑湖、横林、崔桥、芙蓉、横山、新安、焦溪、郑陆、洛阳、戴溪、南宅、潘家、雪堰、丁堰、潞城等许许多多乡镇在内的广大区域。同学见同学自报家门，五湖四海也能听个七不离八，工房子弟口音掺杂着上海味道，与老街上同学腔调明显不同；而武进东南乡、东北乡的口音又带有各自特色……朝夕相处五年后，班里同学竟糅合成一种特有的音质，那是与“从来处来”有别的四中味。

那时常州，初中六轨、高中双轨的学校屈指可数，而我又分在横向排行第一的班级，自然小小满足了一下我那幼稚可笑的虚荣心。为我们班争光，自有刘俭新、刘燮初、张锡渭、徐瑞清、王文军、王苏南、周亚南、许静观们！而我则浑浑噩噩隐身班集体，一度还曾调皮捣蛋扯后腿。

在少年的眼光里，四中校园可足够大的。进门有个游泳池，就在传达室后面；东有三幢“乌龟楼”，东南边青楼是初中部，东北边青楼是高中部，紧挨初中部西边红楼是教师办公的地方；连接初、高中部的大道东是校黑板报栏，能在那儿发作文是莫大的荣耀；红楼西边是郁郁葱葱的王坟，王坟四周有篮球场、乒乓室，有图书室、食堂、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再西边是两排平房，我们升初三后就是在那渡过的。

红楼面对大操场，每天上午我们在高音喇叭声里排着队做课间操。每天放学后，农村来的同学都急匆匆而去，会有几十甚至上百街上同学花朵般绽放在操场上，有放飞航模的，有踢足球的，有跑步的，有背起画夹写生的，有调试矿石收音机的，还有肩并肩谈心交流学习心得的。操场西南角，一棵枝叶繁茂、高大挺拔的雪松傲然而立，少年的心里那是四中骄傲的象征。雪松后面隐藏着音乐教室，也隐藏着曾经的青春梦，在那棵高高的雪松旁我也曾轻吹口琴、笛与箫。

连接校园里各幢楼及平房间的校园小道，是用青砖砌成的。这一条条小道旁，堆放着我们初一、初二年级同学劳动课做成的煤屎砖。两节劳动课下来，双手常常被那火焦火燎的煤屎“烧”脱了皮，脚下洒满汗水我们的脸上却洋溢笑意。这些煤屎砖砌成一圈坚固的围墙，用来逐步取代那诗情画意的竹篱笆，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从此，逃离夜自习过西摆渡到金星或机厂去看电影，就再没那么便捷了。

王坟不大，更不高，却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多少个午后树阴下，我曾在那儿交换到不少张特种或纪念邮票（短短两年多，我竟曾集到三百多套邮票）；多少个黄昏斜阳里，我曾在那儿学习组装矿石机只为能收听横林电台的“哭起瓦啦”；多少个寂静周日，我曾爬上王坟顶，在那儿一目十行浏览《青春之歌》《红岩》《牛虻》，也曾悄没声息咀嚼“毛选”甲种本、《王杰日记》和徐寅生的《如何打好乒乓球》。

至于这王坟里葬着哪朝哪代哪个王爷，我却从来不曾打听。就算打听了，也不见得就比相距我们四中老校门一箭之地的圩墩村更有名气！圩墩，作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迄今发现常州市区最早的太湖流域先民定居地，没有之一。难怪我们四中早先叫“法古中学”来着。法古也者，取“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之意。不过，我至今还特别钟爱“尊师爱校勤学守纪”，那怕也是对中学生提得最好的要求了。

据称，老校门附近游泳池身底下原来是个小池塘，人称金牛池。相传，当年南朝齐高帝萧道成驾崩就葬于圩墩附近，这才有了后来我们四中校园里的王坟。听说这王坟和圩墩，在我们来之前与走之后，曾有过五次考古发掘，都挖出来哪些可爱的宝贝就不得而知了。

每年五一后放晚学，游泳池便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曾在游泳池边扎猛子，肚皮为此吃过很多“大饼”，直到后来学会了潇洒跳水。不过，一九六六年那个火热的夏天，当我们完成毕业考试之后，我却再没去过游泳池，而是到大运河里去游泳去跳水。

我们班一半同学去了厚余，一半原为“城乡差别”而慨叹中考更难的武进尤其郊区同学，意外庆幸命运眷恋，各回老家务农。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顶了我们在城市的缺，成了令我们艳羡的工人阶级一员。而我则落单去了湟里公社白洋大队何家村，那是我的舅婆家，在那里我接受了八年“再教育”。多少个月明星稀或者月黑风高的夜晚，在那茅屋里油灯下，偶然想起我的四中，总不禁叩问同学你过得好不好。

这种叩问，在那漫漫长夜里自然得不到回应。直到一九七二年战罢“双抢”进城参加武进县文艺创作学习班，在县直街大光明和老大房之间的画廊里，蓦然见到被称为知青榜样的“王天堂八条扁担”，一眼望去呵呵竟然大都是我班同学——打头的是渭渭，后面是俭俭、阿燮、徐焕荣……这也是我在农村插队期间唯一一次见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班同学。而几位原先属于郊区却很快招工进城的同学，还有一位好不容易赖在城里进了厂的同学，不知怎的却眼睛撞鼻头见过好几回。

弹指一挥间，我们终于也被命运垂青，在接近而立之年以主人翁的身份回到城里，被分配到常州各条战线各个岗位，成为一名朝思暮想的工人。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我们心无旁骛奔“四化”。哪里还会想得到曾经的同学时光呢！直到一九九二年四中校庆五十周年，我们才终于重新聚首。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当那一天真的到来，见面了好些人却已经不敢相认了。

时光荏苒，再回首已离校二十五年，我们都已人到中年，曾经的少年时光再难追回。为了弥补当年毕业不曾合影的遗憾，我们来到初一、初二时上课的楼前，留下了并不俱全的合影。同学中少了一个王苏南，他从内蒙古赤峰紧赶慢赶，结果却被火车晚点耽误了聚会；前面第一排该坐满我们的任课老师，结果却只来了三个代表（前排左四—六，依次为我们的老师张梅珍、上官耕勤、朱菊英）。有些遗憾更是永难弥补的！就在那次同学聚会时，我们初三时班主任吴昇平老师已因患癌住进怀德桥堍的肿瘤医院，不久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