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土的完整的古代玻璃器,一则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墓葬棺椁,另外则作为舍利容器和供养品,出土于塔庙地宫或天宫之类的佛教遗迹。佛教自传入以来,一开始就与玻璃有着相当的渊源,玻璃在佛教中的地位非常特殊。
河北定州北魏佛塔石函出土玻璃容器
梵语中的“薜玻璃”,意为青色宝,即宝石中的蔚蓝色者。如天青之色,有晶莹之质,表里洞彻、内外相映。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佛祖,佛法用琉璃光的明净来比喻佛德,所以药师佛又被称为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
新疆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出土唐代淡绿色高足杯玻璃杯
作为一种宗教,皈依笃信最为根本,为吸引信徒注意而传法传教,僧众往往极力在思想、轨仪、建筑、法器等方面别开生面、推陈出新。生要与玻璃相伴,死亦更甚。舍利本是佛灵骨或遗骨的梵语音译,北齐《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
无论是真身舍利,还是替代品,都是重要的供养对象和神圣之物,而这些神圣之物,必须以无上珍贵的容器存载。印度及中亚境内古代安置舍利的佛塔中的舍利容器,都是用陶、木、金属、石、水晶等材料制成,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以玻璃为材质的舍利容器,其原因一则是在古代,玻璃珍奇罕见,比黄金更贵重,二是因为玻璃晶莹剔透且可塑性强,制成的容器尤其适合储藏和展示。
河北定州北魏佛塔石函出土玻璃珠
目前中国最早的舍利塔基遗迹为河北定州北魏佛塔遗址,此塔塔基的夯土中埋有一件太和五年(481年)盝顶盖方石函,石函内放置有多件北魏皇室供奉的珍贵物品,其中玻璃容器有七件,管、珠等玻璃装饰品达几千件。
西安清禅寺塔基遗址出土隋代绿色玻璃瓶
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西安清禅寺塔基遗址出土有一件绿色玻璃瓶,细颈球腹,高8.4厘米,腹径7厘米,腹部有4个直径2.5厘米的突起圆饰,瓶肩有4个对称突起的三角装饰,这些圆形和三角装饰,都是在器物成形后,再通过磨琢而成,属于玻璃冷加工工艺,而这件玻璃瓶,正是用于存放舍利之器。
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建于延载元年(694年),地宫舍利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置小白色玻璃瓶,玻璃瓶装有“舍利”14粒,与《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 遂开砖室, 爰得石函。 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的记载完全对应。
甘肃博物馆藏泾川大云寺佛塔地宫舍利玻璃瓶
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玻璃器
法门寺的舍利塔传说据佛教传说,为更好地弘传佛教,阿育王将阿世王所藏的八万四千舍利,以八万四千琉璃宝箧,八万四千宝盖,以及八万四千匹彩分别珍藏,役使鬼神一夜间造就八万四千座佛塔,将八万四千舍利分别安奉供养。当时的法门寺兼有宫寺、国寺和名刹三重身份,是唐代皇室所敬重的佛法圣地,从唐贞观年间开始,一共举行了7次迎送佛骨的活动。1987年法门寺佛指舍利重现,同时出土了17件玻璃器,都被认为是皇室供奉舍利之器。
天津蓟县辽代白塔出土玻璃瓶
到了宋辽之际,地方豪族和名僧,更是极力将珍贵的玻璃器舍入塔寺供养以求功德,辽宁朝阳北塔天宫石函出土有一件淡黄色玻璃瓶,通高16厘米,整体造型如一昂首蹲鸟,鼓腹径8.5厘米,颈部缠有蓝色玻璃丝为装饰,瓶柄上的扳手也是蓝色玻璃,瓶口配有黄金的子母瓶盖,瓶子的内部还有一个蓝色小玻璃带把杯。这件玻璃瓶造型奇特,玻璃瓶壁极轻薄,是由吹制法吹制而成的伊斯兰玻璃器,作为供养器,这件珍品于辽重熙年间舍入佛塔。
辽宁朝阳北塔出土辽代玻璃瓶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重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出土遗物包括自北魏兴安二年(453 年)以来,经隋大业 二年(606 年)、唐大中十二年(858 年)、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等历代递藏供养舍利的各种遗物,其中玻璃器有37件。净众院塔基建于北宋至道元年(995 年),地宫石函内有玻璃器 34 件,这些玻璃器是中国古代玻璃器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定州静志寺隋铜函及唐石函上有关玻璃器的铭文
静志寺塔地宮出土的隋代石函、鎏金铜函、盖形石志、鎏金银碗、鎏金银塔、绿、白相套的二玻璃瓶,组成了一套成组的舍利容器,与大业二年(606年)鎏金铜函所刻铭文“上下累叠,表里七重”记载相符,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石志记载:“金函函中有七宝缭绕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相盛。”可见“表里七重”中最核心的两件玻璃瓶,至晚也是隋代之物。
定州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隋代玻璃直筒杯
《真身记》末记 :“其塔中小石塔者,本天祐寺随塔,有舍利两粒,贮瓶四重 :琉璃、金、银、漆,安在小塔顶旧函中”,最里层的琉璃瓶,为一件附有莲花盖的透明方形小瓶,这些都是作为舍利容器的玻璃器。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隋代舍利玻璃瓶
另一件玻璃瓶也可隋代产品,此瓶天蓝色,半透明,侈口鼓腹,高9厘米,口径5.5厘米,最大腹径8厘米。肩部缠一条玻璃丝,圈足。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隋代玻璃罂
南朝萧梁沈约《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云“自云上兜率天,见弥勒及诸菩萨,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净罂……” 菩萨手中所托之玻璃罂是一种宝物,而罂是一种大腹小口的瓶,是中国传统器形,敦煌莫高窟225窟壁画中菩萨所持之物与静志寺地宫出土的隋代玻璃瓶形制相同,即作为宝物的琉璃清净罂。
敦煌莫高窟225窟壁画菩萨所持玻璃罂
另有一件玻璃碗,绿色半透明,侈口凹底,器壁厚度不足0.15厘米,高9厘米,口径15厘米,莫高窟328窟菩萨手持的莲花玻璃碗,形制与之完全相同。
莫高窟328窟菩萨手持的莲花玻璃碗
在宋代,装有蔷薇之水也就是香水的玻璃瓶,是佛教舍利供养中重要的器具,静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以上三件细颈玻璃瓶,都是这种储存香水的玻璃容器。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宋代刻花玻璃瓶
两座地宫塔基还出土有四十多件玻璃葫芦瓶和小细颈瓶,颜色有蓝色透明、绿色透明、黄棕色透明、褐色透明和棕色不透明等多种,这些玻璃葫芦都是宋代国产品,可见宋代国产玻璃制造业较之于隋唐有了较大的发展,可以生产出不同颜色、不同透明度的玻璃制品。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宋代玻璃葫芦瓶
唐宋时期除了在佛教用具中不可或缺的玻璃珠,礼佛的贡品也采用玻璃制作的一些水果等器件,玻璃剔透的物理性质和内涵也相当符合教义。陕西临潼出土的舍利塔内共有6枚球形玻璃“果”,在佛教用语中被称作“斯陀含果”,出土时被供奉于舍利塔内;在舍利墓中经常可以发现玻璃蛋、玻璃盘等,这些都是作为随葬的冥器或贡品。
法门寺地宫藏刻纹蓝玻璃盘
法门寺地宫出土6件刻纹蓝玻璃盘,均保存完好,图案华丽,刻纹是以在玻璃成器之后,用比琉璃更为坚硬的坚细工具在琉璃表面浅刻花纹,属于冷加工玻璃工艺。
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口径15.9、高2.l、深1.8厘米,重132克。直口尖唇,浅腹平底,盘心微凸。深蓝色,透明。盘心内以枫叶纹描金装饰,外衬以水波纹和斜线装饰.并以同心圆分割。
法门寺地宫藏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
这种描金玻璃盘是玻璃刻纹工艺的基础上,以金色着重描绘主要图案,使华丽的玻璃盘更为绚烂夺目。据地宫物账的记录,这批刻纹玻璃盘是唐僖宗的供奉品,于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藏人地宫。
法门寺地宫共出土玻璃器共20件,其中只有一套两件玻璃茶盏茶托可能是国产玻璃器。
法门寺地宫藏玻璃茶盏茶托
玻璃茶盏为淡黄色,稍泛绿色,透明度好,口径12.7、通高5.2、腹深4厘米,重117克;玻璃茶托颜色与茶碗一样。平底深托,盘径13.7、足径4.5、通高3.8厘米,重138克,两者都为无模吹制成形。
玻璃茶盏与茶托分置
地宫出土《衣物帐》碑文中称这套玻璃茶盏托为“琉璃茶碗拓子一副”,也是唐僖宗的奉献物。
宋辽之际,玻璃制造业已非宫廷皇室所垄断,民间的玻璃作坊也已经发展起来,质量普通的玻璃制品已成为比较常见之物,不过做工复杂、造型精美的进口玻璃器,仍为世人所重,一些珍品往往作为供奉物舍入地宫。
内蒙古博物馆藏陈国公主带把玻璃杯
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的合葬墓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其中一件完整的的带把玻璃杯,高11.4厘米,口径9、底径5.4厘米,深棕色透明,外表附有风化层,口微敛,径圆筒状,肩部外鼓,腹部陡收,假圈足,在口和肩部连接着扁圆形把手,把手上端有圆饼状物为扳手,很可能是一件伊朗高原10世纪产的玻璃器。
辽陈国公主墓乳钉纹玻璃瓶
另有一件经复原的乳钉纹玻璃瓶,高17厘米,口径6、腹径9.5、底径8.7厘米,无色透明,侈口长颈,呈漏斗形,鼓腹,喇叭口状高圈足,腹壁饰五排小乳钉纹。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其瓶把,是用10层玻璃条镂空堆砌而成的,这需要玻璃工匠充分掌握热熔态玻璃在降温时由软变硬的时机,以高超的手法逐步堆砌才能完成的复杂工艺,这件乳钉纹玻璃瓶很可能是埃及或叙利亚的玻璃产品。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玻璃器中有一件刻花玻璃盘,口径25.5厘米,底径10、高6.8厘米,无色透明,表面有风化层,敞口圆唇,弧腹圈足,腹壁刻有一周以手工用砂轮打磨出的28个小四棱锥装饰。这件刻花玻璃盘器形美观,制工精细,可能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10-11世纪的制品,为现存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玻璃珍品!
辽陈国公主墓刻花玻璃盘
辽陈国公主墓葬中的玻璃器既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有来自大食伊斯兰世界之物,可见辽与西方的交流是远远超乎常人想象的。
长时间的暴露于空气之中,或常年常年存于地下,玻璃器物的表面容易产生厚厚的风化层,使其失去晶莹透明特性,所以现在所见的古代玻璃,并不是其本来的面貌。
内蒙古吐尔基山辽墓淡蓝色高脚玻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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