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的贡献

梁启超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著，而且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建立了丰功；他对图书馆学的贡献，一是创立了自己的图书馆理论，二是对图书的辨伪和考订提出了创造性的新见；他是中国图书馆理论的拓荒人和创立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是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这里介绍的他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独特贡献，他创办数所国家级的图书馆并自任馆长，建议成立专门的图书馆学校，培养新型人才。他创立了自己的图书馆学理论，建立了分类和编目学；提出了对图书的辩伪和考订的一系列新的见解，对史料与文献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发表了许多关于书目解题和文献评价的论著。可以说，梁启超是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

1　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

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且以珍本、类书居多。1929年梁启超逝世，“所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遵照他的遗嘱，这批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并编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目录》。据此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片赤诚。梁生前，尤其是晚年，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写下了一批价值极高的学术论著，而且亲自创办图书馆，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立下了丰功。

1916年，为了纪念蔡锷并弘扬他对中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梁启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图书馆——松社。他说：“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功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这是他倡办松社的目的之一。其次他认为：“松社事为一种精神结合”，“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但由于财力和忙于政治，松社名存实亡，但这却是他创办图书馆的第一次尝试。

1920年，他游欧返国后，以带回的1万册图书为基础，建立了图书俱乐部。

1923年11月4日，梁启超以上海松社和图书俱乐部为基础，又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以北京北海快雪堂为馆址，正式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梁自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图书馆业光大与发展的发端与奠基。

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5年4月，梁又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馆员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梁在该协会作重要演讲，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提出集中力量先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以增强人们的图书意识和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培养新型的图书馆人才。年底，梁启超又被聘为北京图书馆馆长。

1926年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决定办一所北京图书馆，梁仍出任馆长。梁启超一身而兼三个馆长，这迫使他一方面要倾心竭力去实际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一方面又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去探讨未来的图书文献学。在此后的六七年时间里，他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同时对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进行了整理和回顾。

梁启超认为近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阶段，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他提出首先要创办带有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图书馆。不办或少办群众性的图书馆，因为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能利用图书馆的人不多，况且资金也很缺乏。作为图书馆，其基本要素是“读者”和“读物”。梁启超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出发，认为：就读者方面说，只能是少数对学术研究有兴味的人去利用，“既为修养团体，无取发表于外”，“标修数事，为身心之修养”，“智识科学问题研究”，“人数极少”。即使有人攻击他是“贵族式”的，但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其次，就读者方面，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虽明知很少有人能读，更少人喜欢读，但希望由此可以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来。这两个问题解决后，接下来的就是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和业务能手，增强图书馆的运行机制。就业务来说，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的和编目两个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

2　创立图书馆理论

梁启超的图书馆理论以全面、准确、实用为原则，核心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最终是形成全面、完整的中国图书馆学。

1925年，他在《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词中较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意愿：“图书馆学之原理、原则，虽各国所从同，然中国以文字自有特色故，以学术发展之方面有特殊情形故，书籍之种类及编度方法，皆不能悉与他国从同。如何而能应用公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之价值缘而增重，此国人所以努力者又一也。”

正规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是在“五·四”之后的十几年兴起的。梁启超的图书馆理论恰恰适应了这种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梁启超的奠基石作用是分不开的，梁启超对图书馆学的真正贡献主要是创立了图书馆理论和对图书的辩伪、考订提出了新的见解。

分类和编目是图书馆学的核心部分。这两项看起来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十分困难。例如分类，一要科学，二要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尽量包括进来，这就十分不易。况且，中国图书种类繁多，按照美国杜威所倡导的“十进法”分类并不可取，所以必须摸索创新。在他的《西学书目表》、《西政丛书》中，拟定了学、政、教的分类，初步改变了多年的经、史、子、集分类法，逐渐趋向于现代图书分类。关于编目，梁说：“表现上看，像是分类问题解决之后，编目是迎刃而解。其他如书名人名的便检目录，只要采取外国通行方法，更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分类虽定，到底哪部书应归哪类，试举十部书，大概总有四五部要发生问题。非用极麻烦功夫将部分内容审查清楚之后，不能归类。而且越审查越觉其所跨之类甚多，任归何类，皆有偏枯不适之处。章实斋对于这问题的救济，提出两个极重要而极繁难的原则：一曰‘互见’，二曰‘裁篇别出’。……我以为中国若要编成一部科学的便利的图书目录，非从这方面下苦工不可。”梁启超认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方向是在发扬中国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创新。非常实用。

为了给读者提供方便，梁启超多次强调要集中人力，编写一些大型的类书和工具书。他试图编写一部《中国图书大辞典》：“其义涉及方法皆迥然不袭前人，意欲为簿录界开一新纪元，衍刘略阮录之正绪而适应于现代图书之用”。他曾用一年时间“督率门人数辈，听夕从事，虽写定之稿未及什一，然颇感斯业之有益，兴味引而称长。”他写出了一部分稿本，仅簿录之部，便有“官录及史志一册，史部谱传类年谱之属一册，金石书画部丛帖之属一册，史部史类晚明之属一册，比较可算已成之稿。”梁启超再一次论证了目录学在图书馆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夫目录之书，禅学有四：载籍浩博，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尽藏，所能尽读，浏览诸录，可以周知古今著作之大凡，有解题者读其解题，虽未睹原书，亦可知梗概，为裨一也；书籍孳乳日出，亦散亡代谢，赖有遗录，存彼蜕痕，虽器实已沦，尚可识其名数，又某时代某类书实始创作，或作者独多，某类书在某时代已廖落罕闻，或散亡最剧，综而较之，学风见焉，为裨二也；稀见秘籍，识者知珍，孤征仅存，流传有绪，博稽诸家著录，可以称其展转储藏之所在，按图索骥，或整理流通，或取裁述作，为裨三也；学术分化发展，著述种类随之而日趋繁赜，辩析流别，业成专门，门类区分，或累代递迁，或因人而异，博观互较，得失斯见，循此以称学海之派分渊汇，察艺林之莩圻条敷，识类通方，此其踬步，为裨四也。”

梁启超归纳的通过目录学可以查书目、了解一个时代的学风、追寻失散的珍本和流派，是非常有见地的。目录学是学者从事研究的金钥匙，是图书馆提高科学水平的中枢和命脉。

3　对图书真伪的考订

图书的真伪与考订，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门高深的学问，梁启超对此极为重视，专门写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论证。

梁启超认为，伪书不辨，遗祸无尽，做学问更加荒诞。中国人又好古成性，伪造古籍成了一种通病。所以考订伪书是图书文献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伪书出现的原因很多，梁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史实方面。由于历史变迁的混乱状态，人们往往难以认识；社会背景的模糊，使后代难以决断；历史事实的是非颠倒以及道义上的相互对立而使历史受到歪曲，都为伪书的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是思想方面。一些学者写的书，由于对各代的思想脉络把握不透，经常张冠李戴，使伪书有可乘之机。还有不明白中国学术源流的演变，前后颠倒，主观臆断，牵强附会。还有一些大学问家本身思想主张就自相矛盾，不能一以贯之，后代研究者又不去详细比较，系统研究，结果是越来越矛盾，以致无法求其庐山真面。三是文字记述方面。在史学和文学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冒牌货，其中越是名人之作，假冒者越去作伪，伪书是各种原因造出来的伪劣产品，是全世界图书史上的一种通病。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至于中国伪书的种类，梁启超将其分为十种：一是全部伪；二是部分伪；三是本无其书而生造的伪；四是曾有其书、因佚而伪；五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六是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七是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八是盗窃割裂旧书而伪；九是伪后出伪；十是伪中益伪。伪作者的动机虽各不相同，但无非是以下六类：一类为托古，二类为邀赏，三类为争胜，四类为炫名，五类为诬善，六类为掠美。梁启超将作伪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真有神来之笔。

梁启超在总结前人辨伪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具体方法，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概括为：一是从目录传授上检查；二是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三是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四是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五是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科上检查；六是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正上检查。此外，他还提出从书的来源（传授统绪）和书的本身（文义内容）出发，详加考察，去伪存真，科学鉴定。从传授统绪上辨伪，应注意8点：(1)从旧志不著录，而定疑伪；(2)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定其伪疑；(3)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篇不同，而定伪疑；(4)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附上去的姓名定其伪；(5)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而信其说；(6)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见此书，确定其伪；(7)书初出现，已发生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从文义内容上辨伪，应注意5点：(1)从行文上辨别；(2)从抄袭旧文处辨析；(3)从佚文上辨析；(4)从文章上辨别；(5)从思想上辨别。

梁启超归纳的这些辨伪方法，是对中国几千年考订学说的高度概括，对以后从事辨伪考订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辨伪考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说，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系统，他的上述论证无疑促进了这种系统的完善和升华。对伪书如何对待，他认为要区别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他千方百计辨伪求真，痛恨伪书，但他又反对将伪书付之一炬，呼吁图书馆保存和妥善收藏各种伪书。他明确指出：“伪书非辨不可，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并非一定要把伪书烧完。”“自唐以前或自汉以前的伪书却很宝贵，又当别论。其故因伪书断不能凭空造出，必须参考无数书籍，假中常有真宝贝。我们可把他当做类书看待。”梁启超对待伪书的态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今人来说，也是应学习和借鉴的。

梁启超赋予图书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为了引导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学习兴趣，并为其提供方便，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先后发表了许多关于书目题解和文献评价的论著，如《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庄子天下篇释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10多种。

梁启超在短短的几十年里，沤心沥血，对中国的新文化、新制度、新人格、新国格的创立及其对图书文献学的贡献都功不可没。他不愧是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文化史的先驱。（时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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