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四副头

          常州鑫槃装饰公司的头儿戴老弟又来挑衅了：“姚兄，啥时来常州，我要杀你个四比零”。听这口气，我大都是报以一笑，想杀我四比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想当年，我们单位老报人陈德荣先生选完常州小姐后下海刚创业，在常州老市政府对面的巷子里开了家小茶馆，某年某月某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搞了个首届常州四副头比赛，一轮两轮三轮下来，我的积分最高，荣获第一名，奖人民币八百元整。自从那次后，常州四副头好像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报社每天中午饭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休息室里常州四副头开打，每天打牌，打的人少，看的人多，四人打牌，多人起哄，吵吵闹闹一直到上班。

     我这人没什么业余爱好，不喝酒，现在也不抽烟，不去歌厅不去舞厅，是典型的自我表扬的四好男人，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打常州四副头了。一不赌钱，二不赌气，好朋友四人一约，没事时就开打，打得天昏地暗，打得面红耳赤，打得东方既白。有天晚上八点多钟正与戴老弟喝茶聊天，身在上海的朋友红星美凯龙副总裁徐国锋电话响了：“今天星期天，在干嘛？”我们回答说在闲聊。“聊天有啥意思，有没有兴趣来上海杀两局？”一听这话，我们好像打了鸡血一样，毫不犹豫地满怀激情地兴高采烈地立即开车到上海，一会嬉嬉哈哈，一会满脸严肃，直打到早上六点才恋恋不舍地封牌，然后两小时车程，八点准时赶到报社上班。坐在办公室还在回味哪一局打得好，哪张牌出错了，现在想来，真有点对不起单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每个月发的工资。

    人们常说，牌品如人品，毛主席就说过，打牌是一种辩证法。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有点道理，家具大王车建新就说过：连打牌都不敢勇于争胜的人是不可担当大任的，这成为他当初用人的方法之一。他说得对不对？我不置可否，不过，在打牌中，人的脾气性格还是会体现出来的。就我们单位说吧，财经部主任苏小成出牌总是慢悠悠 ，牌抓在手上好像捏了个金元宝，一直在把玩，就是不出手，心急的人是要急出心脏病的。经济部主任居振球，一到牌桌，说的话比他出的牌还要多，但有他在就热闹，没有他，气氛就断崖式下降，所以每天饭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居在不在？”总编辑顾才兴不管牌好牌坏，总是先把大牌出尽，留到最后基本是小鱼小虾。顾生庚的牌赢面较高，胜败输赢，宠辱不惊，就是稍不注意，他会放只苍蝇。当你一听到李昕发牢骚“臭牌臭牌”时，你就要当心了，他又抓了手好牌。广告部副主任沈荣兴每次上桌总是软中华先发一圈，”昨晚又喝多了，现在还头昏，兄弟们包涵点呵“。 每每想到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总时常联想到大学问家季羡林在他的日记中曾写下他打牌的盛况“打牌，大胜”，“一天打三场，大负”，想到《胡适日记》中连续几天就是两个字：打牌，打牌，打牌！ 

    十二年前移居上海，心心相恋的常州四副头与我就渐行渐远了，偶尔打一次，得开车一小时赶到居住在佘山的常州朋友圈。如今，只要一想起当年的场景，还是有点小激动的，不仅是想打牌，而是想念那些曾在牌桌上斗过嘴斗过技斗过心术的老朋友们，你们在常州还好吗？记得前年春节前我去宴请常州的老朋友，报社虞博士知道我的兴趣点，在明都开了间棋牌室，一帮以前的老同事们相聚， 为了我，丢下了他们近些年热衷的惯蛋，陪我过了把四副头的瘾。今年春节因为疫情没法去常州，有位与我相交三十多年的朋友，原红梅乡人大主任汤金生老弟多次相约，说有几位老朋友想我了，想我们的四副头了，我居然专门去做了核酸检测，请驾驶员开车去常州银河湾旁边的小茶馆里与他们从下午一直干到下半夜，八局牌结束，然后心满意足地回上海。想想真好玩，快七十的人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有点好笑

     常有局外人笑我们打四副头的人“痴鬼，又不来钱，一打半天，脑子坏特了！”我等唯有笑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常州的朋友们，哪天有空？咱们约个地方，杀两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