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邑名都”的遗憾【中】

“八邑名都”的遗憾【中】

——常州纂修《（乾隆）常州府志》夭折之始末——

谢达茂

二、洪亮吉欲“魚和熊掌”兼得

设志局纂修方志，地方首长的意志是关键。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时年47岁的直隶沧州人士李廷敬，由户部郎中补授常州知府。李廷敬，字景叔，号守圃，一号昧庄。清诗人、书画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应天津召试，钦赐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外官，前后十任苏松太道。李廷敬性情豁达，乐成义举，崇尚风雅，多行善政。他在常州期间和以后，与吴锡麒、袁枚、王文治、祝德麟、陈廷庆、何琪、林镐，以及常州的赵怀玉、洪亮吉、陆继辂等人结为文友，诗文相酬，商榷古今。当年李廷敬到任后，搜览常州历朝志书，发现常州自康熙三十三年（1694）纂修《府志》以后，已经整整95年未曾续修，深感“常郡文献之地，志书终不能久阙勿修”。为此，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七月，邀约浙江余姚籍著名学者、当时在常州龙城书院担任山长的卢文弨，商量设局开纂《常州府志》事。卢文弨，字召弓，一作绍弓，号矶渔，人称“抱经先生”。乾隆十七年(1752) 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广东乡试主考官、提督湖南学政等职。乾隆三十四年，乞养归里。后以研经、授学为业，曾先后在江浙各地书院主讲经义20余年，以经术导士有高名。当时，卢文弨一边在龙城书院执教授学，武进籍弟子有臧庸、李兆洛、丁履恒等；一边在忙于著书和指导门生著述。既然李廷敬知府诚意相聘，卢文弨亦欣然允应，受聘为（乾隆）《常州府志》总裁。

常州纂修府志，邑中百年大计，若要如愿成事，定当仰仗本土士绅名士，首选者为热心乡邦文化又休官在乡的赵怀玉。赵怀玉(1747—1823)字亿孙，号味辛,又字印川, 康熙朝户部尚书赵申乔四世孙。“毗陵七子”之一，乾嘉年间常州诗派中重要成员。乾隆四十五年(1780) 皇帝南巡，召试赵怀玉，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后丁父忧归乡，遂不复出。当时，在乡的赵怀玉身体不佳，他写信给卢文弨说：“自首夏抱疴不出门者四月，皋比天只，趋待无缘，殊耿耿也。奉手帖记勤拳，感荷无已。日来所苦差减，步履稍健，便当诣谒。” （见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一〇《与志馆总纂卢学士书》）旬后，赵怀玉抱病出门，拜会知府李廷敬和总裁卢文弨，参与商量设局纂志事宜。

纂修府志，行家里手至关重要，首选者非无官在身的洪亮吉莫属。洪亮吉（1746—1809）诗人、文学家、方志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稚存，又字华峰、君直，号北江，别号藕庄、梦殊、对岩、更生。家贫少孤，性孝谨。乾隆三十九年（1774）肄业于扬州安定书院，五十五年举进士第二为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贵州学政、咸安宫官学总裁，曾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嘉庆四年（1799）因极言朝政失缺而遭戍伊犁。次年赦回，遂自号更生居士，主讲暨阳、旌德、扬州等地书院。他博通经史、音韵、训诂，尤精舆地之学，诗文卓然成家，尤以骈俪为优，纂志更是其长。

知府李廷敬挂帅，总裁卢文弨执事，士绅赵怀玉襄助，大家洪亮吉出手，就设立志局、招收写手开纂诸事，进入议事日程。李廷敬虽然弄笔，但并无纂志经历；卢文弨虽为一代名师，刊刻书籍有《春秋繁露》《贾子新书》《方言》《颜氏家训》《经典释文》《韩诗外传》《荀子》等几十种，著有《抱经堂文集》《仪礼注疏详校》《钟山札记》《广雅注》等，但未曾纂修过志书。所以，李、卢二人缺乏纂志经验，设立志局事，得仰仗赵、洪两人。

赵怀玉学养深厚，办事稳重，又熟悉常州的实际情况，知道何时设局、如何筹款等诸事非同小可，必须深思熟虑，慎重对待，万不可操之过急。他认为：就常州开纂府志一事，必须首先“公函告之锡山相国” 以取得他的支持，号召一方。然后按照程序，召集常州府所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的士绅、学者合议，达成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明确各县责任、义务、经费募集、入局人员等细则。之后再正式设立志局，发凡起例，依序推进。赵怀玉“公函告之锡山相国”以取得他的支持，这一提议相当重要，可以说是纲领性的。当时，常州府虽然统辖八县，但除武进、阳湖两县与常州府同城而治，关系密切之外，其余六县各自为政，与常州府仅有行政事务上的联系，凡经济、教育、文化、社会诸方面，用现在的话说，无非是报告、统计之类才与府治有联系。尤其是其中的无锡县，虽然为常州府所辖，但其影响已渐呈与常州比肩之势。而无锡的态度又必然会影响到金匮、江阴等县。因此，唯有拿下“锡山相国”，大计方可功成。赵怀玉所说“锡山相国”，或是指当年已退休在乡的，在无锡有很高威望的嵇璜。嵇璜(1711—1794)字尚佐，字甫庭，晚号拙修，无锡城内学前街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通政司副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礼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但是，当时参与商量的洪亮吉等人，因为他们转年要赴京参加礼部会试，如果举进士就没有机会参与这届修志。尤其洪亮吉，两头难割舍。首先，虽然他学富五车，但是历经挫折，考运不佳。他从初应童子试到金榜题名，在博取功名的道路上，先后应考13次。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月，初次参加童子试未取。继后，他分别在20岁、21岁又两次应试，但仍然未取。直到23岁时的第四考，终于被录取为阳湖县学附生。在随后的乡试过程中，又分别在24岁、25岁、28岁三试未果，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第四次乡试中，才录取为第57名举人。在第三级会试的10年中，他4次进京参考，均铩羽而归，准备转年再作一搏。时不我待，洪亮吉思量，即日起至转年进京参考还有半年时间，凭自己以往经验，如果立即设志局开纂，自己分纂一个部类应该不成问题，岂非“鱼和熊掌兼得” 。于是，他竭力主张立即设志局部署开纂，之后再通知其他六县，共襄府志。

赵、洪意见相左，只待知府李廷敬决策。古代府县长官，如果能在自己任期内完成纂志大业，功德无量，名垂青史，所以都很看重。李廷敬也不例外，很想在自己任期内玉成府志。他知道纂志非一年半载功夫，而自己三年任满必迁他职，况且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所以也想尽早动手。同时，他又考虑到洪亮吉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已撰《三国疆域志》；四十五年修纂《澄城县志》；五十年修纂《固始县志》；五十一年修纂《登封县志》、修改《怀庆府志》；五十二年撰《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可谓硕果累累，在方志界声名远播，经验必定丰富。于是，李廷敬迎合了洪亮吉“鱼和熊掌兼得”的主张，贸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九月，匆匆忙忙在常州设立志局，并立即进入纂修府志的实际工作阶段。

李廷敬热情有余，或对纂志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了解，并且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常州府原辖五县，自雍正四年（1726）析为八县以后，还未曾合力纂修过府志，他是开了纂修八邑府志的先河。但是，八个县有八个县的具体情况，八个县的士绅必定各有不同想法。要整合八个县的资源并非易事，尤其经费摊派筹集、人员选拔配备等事宜甚为繁琐复杂，如果不统一认识，必定会给纂修工作带来阻力，欲速则不达。

果然，由于前期的发动工作不到位，准备工作不充分，最关键的是没有和武进、阳湖之外的其他六个县通气，一系列问题便由此产生。首先，其他六县的官员、士绅、文士，因在志局设立并开纂之后才得到通知，未能参加府志纂修前的筹备会议，感觉到自己备受轻视，不过附庸，心生怨气而情绪低落，对纂修府志持消极态度。这一过程，赵怀玉在他的《亦有生斋集》中这样写道：“递呈之初，鄙意原欲公函告之锡山相国，及各邑之有位望者，然后举行。而稚存（洪亮吉）辈又迫不及待，直至开局后始行通知。故六邑之人多不踊跃。” （见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一〇《与志馆总纂卢学士书》）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正是由于李廷敬在设局时间上把控的失误；总裁卢文弨又未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拿出主见，后来竟然成为《常州府志》中途夭折的主因。